文艺评论 | 从《绝地逢生》到《乌蒙深处》的壮阔征程

更新时间：2026-03-23 02:25  浏览量：2

如果说17年前电视剧《绝地逢生》的基调是沉重激昂的进行曲，那么今年高开高走的电视剧《乌蒙深处》，则如同明快活泼的乡村交响乐。

土地石漠化中的生存史诗与时代命题

电视剧《绝地逢生》的诞生，根植于中国反贫困斗争最为艰难、触及生存本质的历史阶段。其艺术震撼力，首先来源于对“绝地”——西南喀斯特地区严重石漠化现实的呈现。剧中，群山裸露着灰白的脊梁，土地在岩石的挤压下支离破碎，“石头开花”是奢望，“春种一捧粟，秋收几粒粮”是常态。这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绝地”，更是千百年来传统农耕文明面对生态极限的“绝地”。该剧将人的命运，置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之下，其开篇的沉重感，瞬间把观众拉入了那段为一口饭、一瓢水而挣扎的集体记忆，蒙幺爸手抓泥土，抬头望天的镜头直击人心，让人至今记忆深刻。

然而，《绝地逢生》并未仅仅停留在悲情的渲染和呈现，而是精准地艺术化再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奋斗、不屈和改变。剧中，村民们最初的努力是对这片脆弱土地的无奈，是求生本能的挣扎。而真正的转机，始于科学观念的引入与发展共识的凝聚，无论是寻找适合石缝生长的经济作物，还是学习水土保持技术，还是冒着风险尝试新的产业模式，这个过程充满了反复与阵痛，也充满了人们绝地逢生的决心和战胜贫困的勇气。

该剧的核心戏剧冲突，正是这种新旧观念、生存方式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激烈碰撞。它通过一家一户的抉择、一村一寨的探索，映射了国家层面反贫困战略的深化。剧中人物在石头缝里“抠”出绿色希望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体实践的艺术写照。《绝地逢生》因此超越了一部普通的农村题材剧，它成为一曲记录特定地域、特定阶段中国人民如何以超常意志和渐次清晰的科学意识，回应“生存”这一命题的壮烈史诗。它为后来的发展故事，奠定了一个充满张力、无比坚实的叙事起点。

乡村振兴图景中的轻喜剧

相较于《绝地逢生》，《乌蒙深处》有形式上的转变：乌蒙山区的主题，已从生死存亡切换为美好生活乌蒙深处所呈现的幸福，是具体、丰盈、多维度的，它构成了对前作所提问题的系统性、全景式答卷。

首先，幸福是产业的多元化与人的价值实现。在第5集出现的“花椒大王李金宝”让人们一下子就想到了《绝地逢生》中靠种花椒发展的地方。麻叔的隔壁村不仅有花椒大王，还有麻羊大王、这大王、那大王……这交代了《绝地逢生》中种植花椒求发展的乡村变化，这绝非简单的喜剧点缀，而是乡村产业兴旺、能人辈出的生动体现。这些“大王”意味着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品牌化与市场化成功，他们是在《绝地逢生》中所表达的科学发展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弄潮儿，折射出乡村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与前作中为基本温饱而愁眉不展的形象形成了戏剧性反差。

其次，幸福是乡村的重构与乡愁的落地。《乌蒙深处》敏锐地捕捉到人的回归这一乡村振兴的信号。青年返乡创业，让乡村不再是空心村，而成为充满活力的生活场和创业场。青年返乡带来的活力、自信、知识等，使乡村面貌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农家新院、错落有致的农家老屋、敢闯敢拼的创业之路……让整个乡村迸发出独特的魅力。可以说，《乌蒙深处》中的悬崖村是《绝地逢生》中村庄的“进阶版”，向观众交代了奋斗历史的延续性与成果的真实性，艺术呈现了新时代乡村格局。

另外，幸福是精神状态的从容与自信的勃发。《乌蒙深处》中，人物之间的交谈洋溢的轻松与幽默，是物质生活充盈后，精神舒展的外化表现，反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从求生存演变为谋幸福，而轻喜剧的风格，恰恰匹配了这种生存哲学的确立，悬崖村的人们以从容甚至幽默的姿态，来回望过去的艰辛，并调侃当下的甜蜜，说明他们对未来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

可以说，《乌蒙深处》不仅仅是反映当下乡村的一域，而是回答了时代之问，是对《绝地逢生》的一次深刻的叙事延续。将镜头从人与自然的悲壮抗争，转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建，不仅关乎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乡风文明的全面提升，两部作品共同谱写了新时代中国乡村从“绝地”逢生到美丽绽放的发展协奏曲。

文艺创作的镜像、引领与建构

《绝地逢生》与《乌蒙深处》所形成的“叙事对位”，超越了简单的艺术创作范畴，而是深刻体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承载的时代责任。这种责任，首先在于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欧阳黔森及其团队以深切的乡土关怀和持久的耐心，将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的巨变，完成了对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写。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发展这一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叙事线索——从最初发展释放的求生本能，再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可持续的价值追求。这种叙事，是以小切口对发展作了艺术解读和诠释，更是对亿万人民实践创造的真实再现。

其次，这种时代责任体现在引领价值与凝聚共识上。《绝地逢生》中，面对“石头越长越高，土地越长越薄”的环境，以蒙幺爸为代表的村民，他们的生存渴望是最朴素的“要吃饭、要活命”。剧中细节令人动容：村民在石缝间抠土种植，年轻人不得不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乡村呈现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瘠。该剧并没有回避苦难，而是将这种苦难转化为艰苦奋斗、科学求索的历史厚重感，讴歌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韧性与智慧，为突破固有思维、寻找科学发展打下了实践的基础。而《乌蒙深处》，民宿、攀岩、餐饮、刺绣……乡村产业多元化的体现，展示了市场经济深度融入乡村后的繁荣图景。这种从悲壮奋斗到追寻更美生活的风格转变，生动传递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一核心价值，从而凝聚起对新时代发展道路的认同。

更深层的责任在于对乡村未来与文化根脉的建构和思考。《乌蒙深处》不仅展示了物质上的丰裕，更触及了乡村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青年的回归，逆转了乡村的空心化，乡村面貌的改变，不仅是盖起了楼房，更是内部秩序与外部生态的和谐，是对美好生活的进一步追求，是人们精神上的松弛和愉悦。从《绝地逢生》中紧锁的眉头和佝偻的身体，到《乌蒙深处》中舒展的笑容与轻松的话语，示意着真正的答卷不仅仅是收入数字的增长，更是人的精神面貌的转变。在《乌蒙深处》中，夜郎村（《绝地逢生》中的村庄）成为比悬崖村更富裕的隔壁村，这一设定巧妙地完成了历史的交接：父辈的奋斗为子孙们创造了基础，新一代在这个基础上，正创造着高质量的生活，追寻着人的生存价值。

轻喜剧形式与历史厚重感的融合

《乌蒙深处》选择轻喜剧作为表现形式，是对社会氛围的精准把握，轻喜剧的形式降低了观剧门槛，增强了传播效力，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能够以更亲切的方式抵达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它从日常的烟火气息折射出宏大的家国叙事，在笑声中完成了对奋斗过程的认同和对未来再奋斗的接力。这种艺术形式体现了创作主体对当下社会心理和审美需求的洞察，是文艺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体现。

从《绝地逢生》到《乌蒙深处》，17年的时光在乌蒙山的褶皱里刻下了从“绝地”到“逢生”再到“繁荣”的壮美年轮。这两部作品，如同一部生动的、影像化的中国乡村发展史，它们以具体的地域、鲜活的人物和连贯的叙事，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等宏大战略转化为可知可感的故事。实践表明，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也应该成为时代进程的同步记录者、发展理念的艺术阐释者和社会情感的敏锐共鸣者。

乌蒙深处的回响，依然在奏唱；中国乡村发展的答卷，仍然在续写。这两部电视剧所构建的叙事闭环，为我们理解过去、观照现在、展望未来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艺术范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融合了艰辛奋斗、科学理性、人文关怀、文化自信的复合之路。而文艺，在这条路上，始终肩负着照亮来路、温暖人心、启迪未来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