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到《围城》，再到《应物兄》，聊聊知识分子与喜剧修辞

更新时间：2026-02-04 12:17  浏览量：1

《应物兄》的美学风格特征在于喜显而悲正隐，即喜剧性显露而悲剧性和正剧性淡隐。它以杂缀讽喻体描绘当代儒林喜剧画图，应物兄正是其中一个有着复杂多变性格，将喜剧性、悲剧性和正剧性三者融为一体的串联式人物。小说也写有真正的落寞真君子形象，如芸娘、何为、双林、张子房等。同池大为呈现出对于知识分子性格激变的理性反思不同，应物兄展现出对于激变后当代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反讽式叩问。小说在整体上体现“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即嘲讽而不刻薄伤人。

“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

——《应物兄》阅读札记

文 / 王一川

新时代以来，一些作品在喜剧性风格方面作了有意义探索。长篇小说《应物兄》（2018）正是其中一部较少出现而又引人注目的讽刺小说类型，以喜剧性方式描绘当代中国社会学术圈浮躁功利乱象，让人们重温21世纪初济州学术圈“三教九流”丑态。

一、讽刺小说今昔

阅读这部小说，感觉其叙述者总是以旁观视角，居高临下、含而不露地描摹当代中国社会学术圈中的丑态、可笑或滑稽状态。一方面，感觉它同此前有关文人群像的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和现代长篇小说《围城》（1947）之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它同作家自己此前有关现代文人群像的长篇小说《花腔》（2002）之间也应当存在明显的联系。正是透过这两方面联系，我们可以梳理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喜显而悲正隐的美学风格特征及其究竟。

就前一方面来看，《应物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儒林外史》和《围城》一道视为有关中国文人故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以讽刺风格描写范进和匡超人等一批历尽艰辛方考取功名的秀才的穷酸相，可谓“穷极文人情态”1，鲁迅评价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堪称抵达中国古典讽刺小说高峰；《围城》则讽刺性地描摹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如校长高松年圆滑世故、口是心非，流氓政客李梅亭却在表面上显得文质彬彬，历史系主任韩学愈外表木讷而内心狡诈和不学无术，历史系教授陆子潇庸俗而浅薄等，从而不无道理地有着“新儒林外史”的声誉；《应物兄》则是沿用同样的讽刺风格去揭露当代文人的丑态，尽管显得笔下留足了情面。不过，这三者之间在喜剧性的表现和内涵上又存在一些差异。

从喜剧性角度看，《儒林外史》带有显著的讽刺喜剧性小说特征，以犀利笔触刻画众多儒林人物丑态，例如：不无集中和夸张地描写范进中举后的癫狂、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等场景，由此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儒林弊病作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而这种喜剧性背后还蕴含着对古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沉痛反思；同样，《围城》以幽默诙谐语言去描绘方鸿渐等现代知识分子在求学、爱情、事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困窘，如描写方鸿渐在留学归来后的几段感情纠葛都带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展现人生荒诞和无奈，其喜剧性更多的是对人生的调侃和无奈的苦笑；《应物兄》则通过描绘应物兄等当代文人在社会语境中的滑稽行为和遭遇来展现喜剧性，如刻画文人在面对学术名利、社会关系等问题时的复杂心态和尴尬处境，以较为温和的幽默方式揭示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以及文人自身的弱点和困境。可见，《应物兄》同《儒林外史》和《围城》一样以喜剧性方式去描绘文人的社会境遇和尴尬状态。

不过，同样是在喜剧性上，三者之间也呈现某种差异：《儒林外史》的讽刺最为辛辣和深刻，对整个封建科举制度和社会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几乎涵盖古代儒林人物的种种丑态和劣迹；《围城》的讽刺主要集中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生活和情感困境上，对人性弱点和人生无奈作了调侃；《应物兄》的讽刺相对温和些，更注重勾勒当代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微妙处境和心理变化，其深度更多地体现在通过大量学术经典的旁征博引而对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当代文化和社会现象作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反思。

可见，《应物兄》同《儒林外史》《围城》一样具有喜剧性特征，即都以文人故事为题材而反映其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但由于它们所处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喜剧性的呈现和主题内涵上各有去其侧重点。

而就后一方面来看，《应物兄》同作家自己的《花腔》之间存在必然的紧密联系。这表现在直接提到《花腔》中的主人公葛任，指出其外孙葛道宏正担任济州大学校长。葛任可以视为“个人”的谐音词，这个人物身上应当融合了瞿秋白等众多革命的现代知识分子人物，所以可以既是一个人，又同时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个人的代表。通过这一纽带，《应物兄》就同此前的《花腔》产生了直接关联。更主要的是，两者在叙事手法、美学风格和题旨表达上都存在紧密联系。在叙事手法上，都有多视角叙事特点：《花腔》通过白医生、阿庆、老范三个人的回忆来共同塑造主人公葛任，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讲述故事，让读者自己去拼凑出葛任的形象和事件的真相，体现了巴赫金所谓“复调小说”的鲜明特点。《应物兄》同样采用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即以应物兄视角为主，同时又通过他与周围众多人物的互动以及对各种事件的观察和参与，展现出一个复杂多样的复调世界。在美学风格上，同样运用反讽式喜剧手法：《花腔》通过对历史上人和事的戏谑性调侃，展现历史的荒诞和人性的复杂，以看似轻松的方式揭示出严肃主题；《应物兄》也延续这种反讽风格，通过描写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过程中各方人物的种种行为，呈现出荒诞而又真实的社会景象。在题旨表达上，两者共同关怀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花腔》中的葛任身处20世纪这个“革命世纪”中，有个人追求、民族担当，但最终命运坎坷，其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和无奈；《应物兄》聚焦于当代知识分子或文人团体，展现这群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变革下遭遇的物质欲望冲击、精神迷茫和前途困惑，以及在学术与现实、理想与利益之间的艰难抉择。

带着由《儒林外史》和《围城》形成的古今文人百态图像传统来看《应物兄》，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小说在中国艺术古今传统绵延及其当代忧思上的独特建树。

《应物兄》 李洱 著

二、杂缀讽喻体

作为喜悲融正风格在喜显而悲正隐方面的一部力作，《应物兄》在总体美学风格上呈现出喜剧性。这首先可以从其语言形式或文体形式的喜剧性见出。正是从文体形式看，这部小说的独特特点在于，由众多学术引文、日常言语、地方方言和其他社会话语综合构成一种杂多话语的链条整体，产生讽喻效果，简称杂缀讽喻体。杂缀，来自古汉语，本是指杂凑而成的诗文集，在这里是指把杂多文体片段连缀成篇。讽喻，虽然也有讽刺意味，但比普通讽刺更加委婉或含蓄。这样，杂缀讽喻体是一种把杂多语言材料连缀起来而产生委婉讽刺效果的文体形式。这种杂缀讽喻体主要表现出几方面特征：多线嵌套式复调叙事、滑稽场景模拟、用语仿拟、整体嘲讽。

这一杂缀讽喻体首先表现出多线嵌套式复调叙事特征。“复调”一词来自巴赫金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这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3。可见“复调小说”是指那种突破了欧洲独白型小说的单一声音构造模式而同时展现多种独立声音、独立音调及其相互对话的综合构造的新型小说。《应物兄》确实带有这类“复调小说”一些特征，主要是有意识地把应物兄及其相关联的乔木、程济世、葛道宏、栾庭玉、费鸣、子贡、乔姗姗、季宗慈、朗月、陆空谷、芸娘、何为、双林院士、张子房、敬修己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线索都尽情汇入，不过，这些人物线索都不过是从本应当完整的人物故事整体上仿佛随意切下的零碎而不完整的切片而已，它们共同拼缀成为多线交叉的复调构造。同时，在叙述这些人物线索时，总采取嵌套式叙述方式，即通过叙述一个人物而又即刻串联起其他相关人物，宛如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和膨胀起来。例如，应物兄在回忆在哈佛大学同程济世先生的交往情景时，会顺带回忆起其他相关人和事，从而让它们逐步连缀成一片，但又不是作为有机整体构造，而只是随机的和零碎的拼贴而已。这使得整部小说中同时回荡着多种独立声音、独立音调的相互对话，让读者领略到学术圈的杂乱无序景观。而这种多线嵌套式复调叙事的最典范表现在于杂多语言之间的“对话”和“对话性”。按照巴赫金的观察，“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4。巴赫金之所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视为“复调小说”，就是由于其内部总是有着多种异质语言之间的激烈“对话”：“对话还向内部深入，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5就连那些看起来自言自语的个体独白，其实也充满“对话性”。《应物兄》也有着这样的“对话性”。小说写应物兄刚结婚时曾经同很多住户一同住在一所名叫铁槛胡同的大杂院里，那里的每个房间之间都墙薄而互不隔音，别人家做什么很容易知道。有次他从外面回家途中，“当他从那些煤球、灶台之间穿过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是男人和女人激烈的喘气声。哦，有一对男女趁着别人上班在肆无忌惮地做爱。窗外的大雪或许给他们增添了某种乐趣，使他们更加贪恋对方温暖的肉体。出于对他们私生活的尊重，他退出了院子。”他没想到，半小时后那边依然“激战正酣。大雪中，对面一个屋顶被压塌了。雪还在下，沙沙沙沙沙”6。更没想到的是，他后来终于知道，那对“激战正酣”的当事人原来正是妻子乔姗姗同她的英语教师（邻居）。盛怒之下的他居然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不露声色。他在心里自我辩解说，之所以没同妻子说穿和决裂，是由于“我不愿离婚。娶了乔姗姗，我已经够倒霉了。如果我离了婚，乔姗姗嫁给谁，谁就会跟着倒霉，那不害人吗？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是我的看家本领，是我的拿手戏”。同时，他在心里也不怨恨那位后来还成为“长江学者”的英语教师邻居，“自己已经没有一丝怨恨了。没错，他毁了我的婚姻、我的生活，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这其实没什么。哦，被骗总比自己去骗别人要好一些。被骗不需要承担道德重负。如果我骗了别人，那道德重负会把我压垮的”7。这样一种毫无是非曲直原则的内心对话显示了怎样一种人格特征？听来充满滑稽感，让读者无法不对当代儒学家应物兄产生出极度的不解和鄙视。这种自我独白的“对话性”特征让人想到巴赫金的深刻洞悉：“拉斯柯尔尼科夫独白语的惊人之处，在于它高度的内心对话性，在于它对其所想所说的一切，采取活跃的亲自对话的态度。”8这种杂缀讽喻体其次表现为学术圈滑稽场景模拟，也就是以旁观或俯视姿态去模仿和戏拟学术圈滑稽场景，让读者产生不屑和鄙视感。那些声称在学术上勤学苦钻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讨会、日常生活交往等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常常滑稽可笑（不过他们的命运其实有着必然意义上的悲剧性）。小说写应物兄在同一位美学教授发生争吵期间竟在心中生出自嘲：“知识分子的一个臭毛病就是爱逞口舌之快，他对此虽然时时警醒，但还是未能免俗。”自嘲后仍然接着争“口舌之快”，在被芸娘劝阻后仍不甘心，免不了继续在心里暗自作辛辣的嘲讽：“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写字台上同时摊着一本又一本的美学史，中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老版本的、最老版本的，新版本的、最新版本的，还有一本是他自己的。他分别用镇纸压着，然后就开始拼凑、炮制最新的美学史了。他每年都要出本书，每本书都在四百页左右厚如秦砖，卖废品的时候很压秤的。”9被应物兄嘲讽的美学家俨然是批量生产线上的组装者，根本没有学者应有的原创素养和创新习惯。还写鲁迅研究专家吴镇为了讨好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不惜溜须拍马到极致，摇身一变而成为更时髦的儒学专家，成功地被校长内定为儒学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

这种杂缀讽喻体还表现在，小说的主要用语通过仿拟而产生喜剧性，即用语仿拟。用语仿拟是说对于历史上的经典话语加以仿拟而产生喜剧性。《应物兄》的书名和学者绰号命名都带有仿拟效果。从小说叙述可知，“应物”一词可以溯源到欧阳修《道无常名说》中的“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之说，只是应物兄自认为“既应物又执道”；也可以追溯到《晋书·外戚传·王濛》中的“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即虚心顺应事物、以宽容态度然后再行动；当然还可以追溯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要求做事顺应外物变化。应物兄从美国访学归来出版的专著，原名为《〈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出版时被出版商季宗慈擅自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而流传甚广，而同时他本人的署名“应物”也被误改为“应物兄”了。这个开头为整本书定下荒诞基调。书中一些学者的绰号和笔名也颇具喜剧性。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名家儒学大师取名程济世，“济世”正是儒学信条之一。其弟子黄兴绰号为“子贡”，出门从商还带一只驴子（后来变成带白马），显示程济世本人已经以当代孔子自居了。应物兄的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其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乔”在古汉语中有高大的意思。《诗经·小雅·伐木》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说文解字》解释“乔”字：“乔，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形象地描绘乔木的高大且枝干曲折形态。屈原研究专家伯庸由《离骚》首句“朕皇考曰伯庸”而得名。这些环节和细节都增加了小说的仿拟性喜剧氛围。

这种杂缀讽喻体也体现在整体嘲讽上，包括冷嘲热讽和自嘲。小说运用讽喻手法，对当代社会现实，特别是学术圈乱象和人性弱点进行了批判和反思。通过对冠冕堂皇的言行的反向叙述，揭示出背后的虚伪和荒谬，让读者在笑声中感受现实的无奈和悲哀。一些学术研讨会，表面上是严肃的学术交流，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纷争和闹剧，这种讽喻让读者可以对当代现实产生更深刻认识。关键在于，小说讽喻的锋芒所向，首先是作为形式主人公的应物兄，然后才是通过他而指向包括当代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也就是首先是自嘲，然后才是嘲讽他人。应物兄在整体人设上存在下列几方面特征：一是其身份为在儒学上建树丰硕、有着国内外学术声誉的当代儒学家；二是其理想目标为以孔子为楷模，自觉承担儒学的当代传承和弘扬使命；三是其言行特征为让高远理想同现实环境需要相结合，作为济州大学“太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实际负责调配各方资源而承担筹建任务；四是其人格构成上既有完美人格追求，又有致命的伦理缺陷，主要是由于他同妻子乔姗姗的婚姻相当于是导师乔木先生包办的，妻子对他本无真爱，婚后又长时间冷战和分居，产生出从非婚异性中获取补偿的人格漏洞，其言行举止早已非“真君子”了。应物兄本人在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和无奈选择时常常流露自嘲态度。通过其自嘲，小说得以对当代学术圈的被叙述人物都生出整体上的自嘲效果。

《花腔》李洱 著

三、当代儒林喜剧

当文体形式上的杂缀讽喻体已经构建起讽喻形式感后，被讽喻的当代学术圈人物就必然更凸显出喜剧性，这就产生出当代儒林喜剧的整体效果。概括地讲，《应物兄》以形式主人公应物兄为叙事中心，串联起三代知识分子的零散喜剧故事片段：其第一代为师长辈的姚鼐、程济世、乔木、何为、双林、张子房等，还可上溯到师爷辈的闻一多先生；其第二代为中间一代，即同辈华学明、汪居常、敬修己、葛道宏、栾庭玉、邬学勤、季宗慈等；其第三代为自己的晚辈如费鸣、邓林、易艺艺、孟昭华、张明亮等。这是一条近乎完整的近百余年知识分子代际传承脉络，一幅当代儒林全景图。从这三代知识分子演变轨迹看，他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下滑颓势，恰如应物兄说的话：“在八十年代学术是个梦想，在九十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了二十一世纪学术就是个饭碗。”尽管应物兄自己还有着“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儒学研究院，既是梦想，又是事业，又是饭碗，金饭碗”的主观抱负，但客观现实是注定了由不得他个人的。

小说学术圈地位和影响力最高者非程济世莫属。他济州本土出身，国民党抗日名将程会贤之子，程会贤在济州市市长任上时创办济州大学并亲自兼任创校校长。程济世身为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并主掌全球儒学研究话语权，其地位和声望可谓备受全球儒学界瞩目。而整部小说叙事的核心情节就是济州大学全力邀请他回来主掌筹建中的“太和研究院”。很少有人想象到，这位看似光芒四射的当代全球顶尖儒学家，其人格构成却是“伪君子”，至少有着言行悖逆的严重的人格缺陷。他名义上回家乡筹建以振兴儒学为宗旨的儒学研究院，其实不过是为了私人怀旧感的满足。小说写他这样对应物兄和子贡等弟子说：“济州的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别人都说好，我却吃不出个好来。名字我就不喜欢。何谓四喜？不过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学家，何时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为沾沾自喜？见贤不思齐，见不贤则讥之，是谓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谓沾沾自喜。还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叶上，清香可口。仁德丸子，天下第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莫过仁德丸子。应物，回去就跟葛先生讲奔着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济州。”10这段被应物兄视为“道器并重”，从而赶紧整理成文呈报葛道宏校长的至理名言，初读起来似乎令人无法不感动，但一旦联系上下文中程济世的整体人格状况，就无法不产生一种反讽式印象：他本人的“仁德”并重的“儒学大师”外表难掩其“伪君子”“假道学”本相，而其子程刚笃更是玩世不恭、滥交女友、不负责任的“瘾君子”。他坚持按上述记忆中的原址重建太和研究院，要求找到他儿时生活的街道、院落、食物和“济哥”（蝈蝈）等，为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劳民又伤财，引发民怨。济州方面为满足他，由副省长栾庭玉、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牵头组织，生命科学院华学明院长为让已绝种的济州蝈蝈再生而耗费掉科研经费数千万元，终于从虫卵中培育出“济哥”。当他后来发现满山遍野的野生蝈蝈时，几乎要疯掉。程济世无法让人感受到他作为当代大儒的爱民济世美德。他到香港讲学时同崇拜自己的年轻女学人谭淳发生“一夜情”，之后便将其抛诸脑后，没想到后者即怀孕生子。程济世收养儿子后取名程刚笃，却不加调教，纵使其为所欲为，先后同珍妮和易艺艺等滥交和吸毒，让她们分别生下有毛病的后代（珍妮的孩子有三条腿，易艺艺的孩子也有问题）。这样一位当代儒学大师都是“伪君子”，一代不如一代地烂下去，那么当代儒学界还能幸免吗？

应物兄周围的学者也不乏这类人物。他的导师乔木深谙学术规则及潜规则，为人圆滑世故，善于勾兑各种关系。对于女儿姗姗的叛逆乃至分裂人格以及同女婿应物兄的情感和婚姻状况心知肚明，但佯装不知地让他们继续演下去，自欺欺人。应物兄的同学栾庭玉副省长，外表公而忘私，暗地里损公肥私，结果被妻子豆花拼命举报。出版商季宗慈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电台主持人朗月为了见到程济世而不惜慷慨大方地向应物兄出卖肉体。应物兄弟子兼同事费鸣等，也有其圆通而世故的搞关系本领。费鸣的性格特点表现为：一是圆滑世故，在官场和学术圈如鱼得水，看风使舵，见利忘义；二是功利心强，将学术视为晋升阶梯，追求学术成果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望和物质需求，丧失道德底线；三是虚伪做作，表面对学术充满热情，内心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实足的假道学。同费鸣的主客观完全沉沦相比，应物兄则有着主观上良知未泯而客观上沉沦的悖逆人格。费鸣的存在及其日常言行，赫然成为应物兄的一面镜像：既代表他沉沦于其中的同一环境因素和同行者，又代表同他不一样而相对照的彻底沉沦的人物。就连小说中的完美人物芸娘教授，也对曾经求自己为他美言当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鲁迅研究专家、自己研究生的丈夫郑树森教授调侃说：“都说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才会和鲁迅相遇。你们呢，一个个身处顺境，顺得不得了，大都处在教授级别的上游，还这么爱鲁迅，所以只能让人更加佩服。我看‘鲁研界’最近还特别喜欢谈‘现代性’，说它有五副面孔。这属于现代性的哪副面孔？”11这里的“现代性”及“五副面孔”，其实是在暗引当时中国学界流行的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奈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这席话犀利而不留情面地嘲讽了那些缺乏自主性而只顾赶时髦的学者，说得后者连忙说“让你笑话了。树森一定改”。

小说还接着叙述被芸娘请来交流佛学的慈恩寺和尚释延源，居然还俗过，甚至在回到慈恩寺后又曾多次想再次还俗，所以提前仿照欧阳修“六一居士”名号而给自己取了“五一居士”这个还俗后名号。这难免让郑树森惊呼“出家，还俗，再出家，再还俗？你们还可以这么搞？”释延源坦然解释说：“若自感不能精进，便可请乞舍戒还俗。若看僧人丑恶而退失信心，也可还俗。脱下僧装，以另外一种方式修行，如何不可？可以的。”应物兄对此评论说，“释延源与其说是个和尚，不如说是个隐士”。还说“居士”在《礼记》中就含有隐士、高人、山人、奇人之意。12这里既对当代社会流行的文人雅士、佛学、修行等时尚潮流做了调侃，更暴露出人们信仰丧失和错乱的危机。

小说中描绘的这出当代儒林喜剧，确实有其独特的引人入胜处：程济世魂牵梦萦的昔日老宅子，经多方考证后被确定为程宅，由子贡、陈董、铁梳子三方投资成立太和投资集团而作全面开发，顺建程宅和太和儒学研究院。当年的小偷唐风摇身一变而以风水大师身份来分一杯羹。自此，筹建中的太和儒学研究院权力就引来众人争夺：葛道宏为在校办任用乔引娣而将原秘书费鸣推来当院长助理；常务副省长梁招尘推荐学术无品、全靠溜须拍马的教授吴镇做副院长；即将退休的济州大学副校长董松龄硬挤进来当执行院长；同性恋者敬修己（郏象愚）由程济世力荐做副院长；工程承包商雷山巴想将双胞胎姐妹情人中的一个塞进研究院。这个“招蜂引蝶”工程项目草率完工后，桃都山集团老板铁梳子的外籍情人卡尔文因病被遣返，却在外发文检举济州大学工程项目中铁梳子贿赂栾庭玉铸金“俄罗斯套娃”等黑幕，导致栾庭玉被双规，卡尔文自杀。应物兄在不经意间再次去到曾经多次路过的大杂院时，发现那就是程济世说的儿时旧宅旁仁德路，不过已变成只能侧身通过的小巷。而程先生儿时玩伴灯儿仍在人世，就是居住在大杂院深处的那位有着不凡气度、宛若“退休的知识女性”的曲灯老人。这一系列以太和儒学研究院为中心的人事变动，勾勒出当代学术圈的一幅幅滑稽画卷，在喜剧氛围中揭示学术界的丑陋嘴脸。

《儒林外史》吴敬梓 著

四、应物兄其人

当应物兄周围的如上人物，都不同程度地陷落在现实商业大潮中时，应物兄自己必然也无法守身如玉，而选择了审时度势、随波逐流、距离同流合污也不远了。确切点说，应物兄是一个有着复杂多变性格，将喜剧性、悲剧性和正剧性三者融为一体的串联式人物。

他本是一位有较深学术功底和儒学传承愿望的纯正学者，携带改革开放时代初期那种正剧品质，特别是海外学成归来充满儒学文化传承的宏大抱负。他向自己曾经的“梦中情人”陆空谷这样解释早年从中国诗学研究转向儒学的转变经历说：“每一个对时代做出思考的人，都会与孔子相遇。孔子不同于那些识时务的小人，但他理解那些小人并试图影响他们。所以孔子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也是个温和的人，孔子把自我身心的修行，看成是一个不会终结的过程，它敞开着。”13他认为孔子即便遭遇“无家可归”的“丧家犬”宿命，也并不退缩：“每一个对时代做出严肃思考的人，都不得不与那种无家可归之感抗衡。”不过，这位抱负宏大的当代儒学家随后却在1990年代以来现实功名利禄和商业环境下，逐渐迷失和扭曲自我，沾染上让人生厌的滑稽感。到头来，随着一系列现实事件的发生，如留学生卡尔文检举济州大学项目内幕导致副省长栾庭玉被双规、葛道宏被调离，“太和集团”崩溃，他所投身于其中的太和研究院这个文化泡沫也历经波折而破裂，导致他起初矢志追求的儒学复兴大业遇挫，他本人也出了车祸而生死未卜，从而展现出纯正学术人格在现实中毁灭的令人同情的悲剧性。

小说在具体叙述应物兄言行举止时，始终让喜悲正三者交融到一起。不妨举一些例子如下。一是叙述他主观上严谨的自我修养要求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他谨遵恩师兼岳父乔木的教诲，谨言慎行，公开场合尽量少说为佳，但发现一旦不说话脑子就仿佛停止运行一般。后来在镜湖边散步时“发明”一种办法：可以把话说出来但又不让他人听到，既让舌头痛快、脑子转动又不至于惹是生非，在他人感觉严谨沉稳。这使得他在睡梦中自我对话后常常感觉口干舌燥，所以睡觉时总是在床边放置两杯水以备急需，而且旅行时也总是带着一只水杯和一瓶矿泉水。这种抑制对外表达渴望与强推内心隐秘对话之间的奇特言语关系，在表面的滑稽中透出他在适应环境与表达自我之间的无奈挣扎，荒诞中含有悲剧性。

二是他虽然有着自我反思能力但又深感无力改变现实。他本来是书斋学者，在商业大潮中经过出版商季宗慈的精心宣传和包装后，居然变成为文化时尚人物。《应物兄》上部写他一大圈跑下来，在济州市上街已离不开墨镜了。有次到一家商场后，“刚走出电梯，突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却想不起来那人是谁。更奇怪的是，那个人好像同时在不同的地方说话，有的配着音乐，有的配着掌声。……他看到不同品牌的电视机同时开着，一个人正在里面讲话”。当他发现那个人正是他自己时惊讶不已。随后还写他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电视频道里：在生活频道身穿高领毛衣讲孔子的待人接物之道；在新闻频道着唐装而讲凤凰岭慈恩寺申遗；在购物频道身穿雨披讲精品购物一条街，身旁簇拥着舞狮队员、相声和小品演员们；还到考古现场讲文物保护，神情活像个牧师。这样下来，他不禁“想起来自己曾经在电台讽刺过的心得和中天扬，说他们好像无所不知，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会点上发言，就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会不会也有人这么讽刺我呢？”一个曾经的自我要求严谨的当代儒学学者，转眼间却活成了自己曾经讽刺过的电视时尚达人模样，可想而知这副滑稽嘴脸。而滑稽之后，则是他对于自我的深深的悲凉、悲悯之感，而又深感无奈。

三是描述他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圆滑世故，言不由衷，内心处在分裂状态。开头写他接到葛道宏校长的让费鸣加入儒学研究院的指令时，心中对此反感和抗拒，因为费鸣曾经跟自己唱反调和作对，但说出口来的则是一套无可挑剔的欢迎说辞，随后当导师乔木先生也向他提及费鸣时，同样让真实心思深藏不露。

四是写他同异性的复杂关系。他同乔姗姗的恋爱和结婚，是由于后者私奔对象落空（同学敬修己不爱她）后，导师乔木先生委托姚鼐先生做媒的结果。由于此，乔姗姗并不爱他，夫妻生活伴随争吵、无奈及啼笑皆非。妻子习惯于只梳一半头发而对另一半置之不理，任凭其披散着遮住脸嘴，并伴随其冷笑，让他不禁起鸡皮疙瘩：“任何时候，只要一想到乔姗姗，他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她的嘴巴。那是她的炮台，从那里射出来的火炮能将他炸得血肉横飞。……出现在他眼前的乔姗姗，经常是准备吵架、正在吵架或者刚吵完架的乔姗姗：唇线僵硬。同时嘴角朝两边拉开，向闪闪发亮的耳坠靠拢，与此同时那唇角的皱纹也就风起云涌。”14这样的妻子形象记忆，集中显示他在家庭生活上的颓败和孤独感。或许是作为一种情感补偿方式，他对自己在美国结识的“梦中情人”陆空谷有着特殊情感，被她的美丽、优雅且富有才情深深吸引。他在与她的交往中内心产生了复杂情感，既有欣赏和倾慕，也有因现实阻碍而生出的纠结和无奈。“他想象着他们进了那个小木屋。天地如此狭小，他们膝盖碰着膝盖。他们拥抱着，他竟然忍不住哭泣了起来。他们哭泣着，接吻，做爱。一种沉甸甸的幸福，沉甸甸的果实般的幸福。他们心满意足地贴着对方汗湿的身体。而木屋之外，松涛阵阵，不绝如缕。”15越是写他同陆空谷的无望幻想，就越凸显他的焦虑感。小说还通过写他同电视台主持人朗月的地下关系，直接标明他的儒者性格不完美，但也因此使他性格更立体和丰满，显示他同时是有着七情六欲、会在情感和道德边缘挣扎的普通文人。由此看，小说有意识地没有把应物兄性格理想化，而是着力展示他从理想化儒学家到悖逆式人格或双重人格化身的现实处境。

不过，小说在这种喜剧性设计中还是浸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较为隐蔽的悲剧感，同时也投寄了某种更加不确定的正剧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在幽默语言中着力刻画应物兄、乔木、葛道宏、栾廷玉、费鸣、季宗慈、卡尔文等人物的言行分离、变形或扭曲等文人百态，同时也不忘记在其中散发某种悲剧性意味，当然也在这种喜悲交融中让人想到某种可贵的正剧性在生长。

《围城》 钱锺书 著

五、落寞真君子

作为应物兄和其他滑稽人物的对照，小说还写了富于正剧精神并受到仰视的灵魂式人物，即两位资深女学者。一位是天生丽质而又风度优雅、极度睿智而又情感纯真、令应物兄无限倾慕而又自知无力企及的哲学家芸娘，在现象学和语言哲学上建树丰厚，又对传统文化有精深研究，其外在美颜和内在美质一并引发应物兄和众人倾慕，代表学界清流。不过，他同文德能和海陆之间有着特殊的情感缠绕：芸娘和文德能彼此相爱，却因命运捉弄而未能在一起，充满无奈和遗憾；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家海陆苦追芸娘两年，最终也没结果。

另一位女学者则是济州大学古典学研究权威何为，她学术造诣深湛、情感丰富细腻，善于追溯学术源头，对新儒家持否定态度，有着学术正直和反思精神。这两位富于正剧性的女性学者的存在和影响力，标志着在小说所讽刺的当代儒林喜剧舞台的边缘，终于涌现出一抹亮色，投寄了学术应当按学术规律正常发展的正剧式希望和期待。

小说对正剧性人物双林院士的刻画，呈现出喜中含悲的效果。双林院士是一位建树卓越的核科学家，为了核事业而隐姓埋名于大漠深处，与家人长期分离，无法陪伴儿女成长，导致儿子充满误解和怨恨，还错过妻子离世。当他后来有意识地想弥补亲情时，却发现永久错过了。这样有着严重缺憾的家庭生活，让他的整个一生溢满悲情。但正由于此，双林院士凭借其坚守理想、执着科技、忘我奉献精神而成为整部小说里洋溢正剧性的灵魂人物之一。不过，他的外貌和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点古怪：“仅是他的模样就很有说头，大秃瓢，像个葫芦，因为还零星地支棱着几根头发，所以又像越冬后的土豆发了芽，脸上的皱纹都纤毫毕见，乍看就像八爪鱼的触须在四处蔓延，脑袋上汗津津的，又像是一头刚浮出水面的海豹。”16他平时“不大说话，像一块石头”，就连校长安排他演讲，到时也不愿上讲台。他还自觉追求一种古雅生活方式，如喜欢读古诗词，编了一本《适合中国儿童的古诗词》，还坚持打算盘、写毛笔字，仿佛一尊从古代“穿越”到当代的老古董，同周围快节奏生活以及时尚潮形成鲜明反差。在处理生活琐事时，他更是不谙世事，不善变通，得罪人而不自知。这样的描写突出了双林院士的杰出科学家的正剧品格。

济州大学教授张子房，作为一位正直而又有着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代表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深厚学术积淀和理想主义情怀。他正直而又耿介，既清高和矜持又能冷静处理大杂院中芜杂事务，体现了经济学家应有的将理想主义同现实俗务紧密结合起来的性格特征。他曾经在1990年代初被传“疯掉”，活着却行踪飘忽，很少有人见到他。他被发现住在物质条件简陋的大杂院环境中，潜心亚当·斯密研究，安贫乐道，做扎实学问。同以上芸娘、何为和双林三人的高远理想主义风范相比，他显出了理想主义风范同现实土壤相结合的沉稳追求。

不过，小说中这些正剧式人物作为极少数人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同正邪兼备而擅长融通的乔木、程济世等现实儒者相比，毕竟显得过于理想化、边缘化和空洞，无法应对滚滚商业大潮的资本裹挟力和个体欲望横生的扭曲力。应物兄空有“应物”的古典梦想而又不得不在现实中失足沉沦，遭遇严重的人格悖逆的折磨。

六、应物兄与池大为

应物兄这个人物，无法不让人想到他之前十七年出现的小说《沧浪之水》（2001）中的池大为。应物兄和池大为都属于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形象，而两人确实在性格、价值观、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应对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异同点。

首先，两人的人生经历有异同。池大为在大学毕业进入卫生厅工作，从不谙世事的有着书生气的办事员逐渐转变成精通官场规则、善于权谋、一路攀升的官员。应物兄则从儒学事业的纯学术追求者转变成各种复杂环境纷扰中的沉着应对者。

其次，两人在性格特点上有同有异。池大为经历了明显的性格激变：早期怀揣1980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和清高，坚守道德底线和原则，不屑于迎合权势，却在单位里处处碰壁，就连处理家事时也动辄得咎；正是在经历一系列生活挫折后，他逐渐变得圆滑、世故，学会利用以马厅长为代表的各种关系和手段来为自己谋利益。同池大为前后期存在转变相比，应物兄性格则复杂些：同时兼具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入世的圆滑，既有内心的儒学热忱和学术理想坚守，又能在现实社会需要时妥协、应酬和迎合，是一位拥有社会双重人格的人物。这里的社会双重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现实境遇下生成和表现出多重身份或性格状态，而且它们之间往往呈现矛盾或分裂状态。例如应物兄既想追求纯粹学术，又不得不周旋于现实社会名利场和商业大潮中。

再次，两人在价值观上也有异同。池大为虽然早期秉持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认为尊严、道德和理想至关重要，不愿为物质利益和权力而放弃原则，但在结婚成家后迫于生活压力和残酷现实，价值观发生动摇，认识到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才是改变生活环境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因素，从而走上追求权力和物质利益的道路。应物兄始终对学术有着执着追求，将传播和弘扬儒学文化视为自身使命，尽管同时在现实中不得不做出妥协。

最后，两人对社会环境的应对方式也有异同。池大为前期选择坚守自我，不向现实低头，结果处处受挫，到后期改变策略，主动迎合社会规则和权力体系，通过攀附权贵、经营人际关系等手段，为自己创造晋升机会。应物兄找到一种折中方式，试图在学术与世俗间建立平衡状态。

总的看，应物兄和池大为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成长和转变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经历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生活压力和诱惑时，内心的挣扎和选择，以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艰难过程。两人之间的一点显著差异在于，池大为有着性格的前后激变，应物兄则是激变后的双重人格拥有者。也就是说，池大为形象呈现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性格激变轨迹及其深层缘由的理性反思，应物兄则继其之后展现出对于激变后当代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反讽式叩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应物兄就相当于是池大为性格在新世纪社会境遇中发生激变后生长起来的双重人格形象。从单一人格的前后激变型人物池大为，到兼具双重人格者应物兄，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潮流驱动下的艺术形象变迁新趋势。

结语：通向“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

这部小说通过应物兄形象及其他众多人物形象的拼贴，集中凸显喜悲融正的美学风格。进一步看，这种喜悲融正风格在这部小说里具体表现为“谑而不虐”喜剧修辞，即嘲讽而不刻薄伤人。这个词语出自《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7“戏谑”是指开玩笑，“虐”是指刻薄伤人。“谑而不虐”是说开玩笑但不刻薄伤人。18这里借用“谑而不虐”一词是想表述这样的意思：以开玩笑方式嘲讽人而又不刻薄伤人，也就是既嘲讽了对象而又留有余地。

就这部小说来说，其“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体上以开玩笑方式去嘲讽人但又不粗暴无礼，从而显出“谑而不虐”风格；另一方面是虽然主要描绘滑稽人物群像，但也注意描绘一些正面人物作为补救或弥补，由此而显出“谑而不虐”特征。

就第一方面来说，小说叙述济州大学儒学研究机构“太和研究院”筹建过程中众多文人学者的行为举止荒诞或滑稽。“子贡”叙述子贡（黄兴）受恩师程济世委托前来济州大学洽谈“太和研究院”筹建事宜，当四个人在葛道宏校长办公室会谈而众多下属（包括教授们）等候在会议室时，历史学家汪居常产生出分享“二战”蛋糕的开罗会议的感觉。会谈后众人跟随主宾一行转场逸夫楼时，应物兄发现，“当他放慢脚步的时候，排在他后面的人就会停下来，等着他。显然，走路的次序无形中已经规定好了：子贡和葛道宏就应该在最前面，后面是李医生和两个保镖。然后是铁梳子、陈董、董松龄和敬修己。然后是他和汪居常。之后则是吴镇、卡尔文，落在最后的是陆空谷和费鸣。他提醒后面的人跟上去，但他们一定要他走在前面”19。这样看似自动形成的走路次序表明，当今学术圈已经变成人们有序地瓜分权益的权力场或官场了。这种“戏谑”化描述同样达成既嘲讽而又留有余地的宽容效果。应物兄参加交通电台“午夜访谈”节目时发现：“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到国外，就会变成一只狗，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中国什么都是好的，容不得外人批评半句；但一回到国内，他变成了一只刺猬，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免不了说话带刺。但这一天，面对着无数陌生的看不见的听众，他发现自己又从刺猬们变成了狗。”他讽刺说纽约的交通状况比北京还糟：“不管从哪方面看，纽约都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和上海。地球毁灭之前，纽约再也赶不上北京和上海了。”20这里通过国内与国外言谈之间、平时言谈与电台访谈之间的强烈反差和夸张描写，对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和行为作了戏谑式讽刺，但又点到即止，留有余地，并没有显出刻薄伤人的架势。就另一方面看，这部小说虽然以开玩笑方式嘲讽当代学术圈乱象，让包括应物兄、程济世、乔木、葛道宏、栾庭玉、乔姗姗、敬修己、子贡、季宗慈、朗月等在内的学术圈众多人物显出了滑稽本相，但同时也刻画出若干具备正面品质而又不幸遭遇悲剧命运的人物，如芸娘、何为、双林院士、张子房等，让他们呈现为学术乱象中的冰清玉洁风景，从而促进小说在整体上达成“谑而不虐”效果。当乔木先生同双林院士斗嘴时说他“你是乐、乐观主义者，我是悲、悲观主义者”时，后者当即反驳说“我不乐观，也不悲观。我不悲不喜”。在应物兄眼中，双林院士的“不悲不喜”姿态颇像程济世先生的“既悲观又乐观”。不过，“考虑到双林院士的丰功伟绩，他觉得双林院士更像是一个范例，一个寓言，一个传说，就像经书中的一个章节”21。这里以平易语句勾画出一位学问深湛而又品德崇高的科学家形象。小说还写经济学家张子房先生，长期隐居市井大杂院，同普通市民相处而从现实的底层生活世界吸取经济学大学问。在应物兄眼中呈现这样的形象：“矍铄而又浑浊，天真而又苍老，疲惫而又热忱。刚才一连串的追问，使他的唇角泛起了白沫。”同时，“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意识到了这一点，伸出舌尖将它没收了。最有看头的其实是他的发型：从头顶到前额，他的头发贴着头皮，但是脑后的头发却高高地蓬起了，仿佛有某种力量来自上天，将它们拽了出去”22。这样笔触下的张子房先生，显得脸上迷雾蒙蒙而双眼炯炯有神，表情矍铄而浑浊，神情天真而苍老，神态疲惫而热忱，前额头发贴头皮而脑后头发高耸，呈现戏谑化悖逆特征。但正是他有着远大而沉厚的暮年抱负：坚持身处大杂院而切身体察民情，奋力写出中国版“国富论”：“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23张子房先生和双林院士几乎一样，其外形固然有某种喜剧感，但其内核却是实实在在的正剧品格，从而力促小说整体上呈现外喜而内正的美学风格。这类人物的存在和辐射力，足以说明这部小说产生了“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效果。

这种“谑而不虐”的喜剧修辞，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同悲剧风格和正剧风格相比，属于少见的美学风格，因此其出现本身就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美学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通过阅读讽刺喜剧而在笑声中冷峻审视当代社会现实的有欠缺或不完善方面的渴望。不过，与此同时，仔细地看，这种既想嘲讽而又不致刻薄的讽刺喜剧选择，依据的是“既要……而又不要……”的稳妥或保险逻辑，稳则稳矣，但难免美学锋芒收敛，棱角藏匿，不足以在读者中产生真正犀利的或促人警醒的讽刺效果。这或许正是这种“谑而不虐”喜剧修辞在当代推演而必然付出的美学代价吧？期待未来，能有更富于力度和锐度的喜剧修辞生成。

注释：

1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集系年校注》，李汉秋、项东升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6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3 4 5 8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55、314页。

6 7 11 12 22 23 李洱：《应物兄》（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5、678、817、820、1133—1134、1140页。

9 10 13 14 15 16 19 20 21 李洱：《应物兄》（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294、171、454—455、181、163、132、827、35、134页。

17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18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两个结合’与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4ZD02 的阶段性成果，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一川，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现为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主要领域为文艺美学、艺术理论和影视批评等。著有《修辞论美学》《艺术公赏力》《大片时代记忆》《艺术史学要略》《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