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九：多瑙河之波：喜剧与悲剧

更新时间：2026-01-26 19:23  浏览量：6

维也纳的1867年开始于一种罕见的低落情绪之中。这座一向轻松愉快的城市还沉浸在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带来的震惊和挫折感之中。往年人潮涌动的嘉年华会和兴高采烈的跳舞会都静默了下来，一时之间，维也纳最通行的语言——音乐也不再响起。

打破沉默的是才华横溢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他在4年前就已成为在霍夫堡演出的皇家指挥，此时他用舒缓深沉的前奏引出了被誉为“真正出色的华尔兹”的《蓝色多瑙河》。3月的维也纳春寒料峭，小约翰·施特劳斯在市民公园指挥自己的乐队，为无数困惑无助的维也纳人奏响了这支解忧曲，也拉开了奥地利和解和繁荣时期的序幕。

一位萨克森政治家和一位马扎尔贵族亲手缔造出了奥地利—匈牙利帝国。

博伊斯特曾经担任萨克森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政策旨在保存德意志诸小邦，作为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因此，萨克森虽然在经济上与普鲁士联系密切，博伊斯特却在政治上越发倾向于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他一向都是反对俾斯麦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对俾斯麦一贯的敌意使他在1866年战争结束以后被迫辞职，却也使弗朗茨·约瑟夫在当年10月选中他为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

每一个奥地利政治家都面临着多个政治集团的不同要求，他必须在其中选择一条道路，小心翼翼地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体系有实行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贵族会提出所谓的历史权利和要求，哈布斯堡王朝则始终以庇护其从属民族为“使命”。作为外来者，博伊斯特对奥地利原有的种种政策偏好并不熟悉，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反而使他免于陷入奥地利政治集团的复杂斗争中不能自拔。而且，在萨克森长期任职的经验与阅历使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政治哲学，对奥地利帝国也没有既定的想法，其政策核心是消除战争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奥地利重新以强国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最终可以建立一个反普鲁士的联盟。

因此，博伊斯特立即就抓住了奥地利内政的症结所在，他向皇帝提出，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匈牙利人达成和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匈牙利人他们想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贝尔克雷迪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在非匈牙利人的地区唤起当地人的政治觉悟。他意识到，只有这些民族被动员起来，才能借其力量压制匈牙利人的气焰。但是此前的《二月特许令》带来的选举结果是德意志人在大部分地区的议会中都占多数派地位，因此，贝尔克雷迪重返《十月文告》，其中规定非匈牙利地区可以召开一个“特别咨政院”，地方议会可以按照简单多数原则选出与人口分布相当的代表，从而以一个保守的斯拉夫人的咨政院抗衡匈牙利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可以被用来从内部削弱匈牙利。

当贝尔克雷迪细致规划他的方案时，“外国人”博伊斯特已经投入行动了。1866年圣诞节前夕，弗朗茨·约瑟夫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派博伊斯特前往布达佩斯，与匈牙利人会谈。他在新年之初召开大臣会议，宣称：“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民族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依靠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即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在布达佩斯，机灵的萨克森政治家与雄心勃勃的马扎尔贵族安德拉西坐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对贝尔克雷迪的老调重弹、弗朗茨·约瑟夫的犹豫不决和戴阿克的刚直不阿很不耐烦，据说安德拉西私下里这样总结二元体制：“你们照管你们的斯拉夫人，我们照管我们的斯拉夫人。”

在最后关头，一个克罗地亚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要求获得与马扎尔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被告知，必须与匈牙利人和解，而且帝国也不需要克罗地亚人以对抗马扎尔人的形式提供的帮助。贝尔克雷迪虽然还发布了一个新的文告，要求召开不包括匈牙利人的“特别咨政院”，但是已经于事无补。2月初，贝尔克雷迪和他的“伯爵内阁”被解散，只有博伊斯特留任。这样，以一种弗朗茨·约瑟夫特有的、长期拖延之后的手忙脚乱的方式开始了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

匈牙利人始终坚持1848年法令是由斐迪南皇帝批准的合法文件，因此，博伊斯特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把戴阿克这些匈牙利民族领袖看作是一个责任内阁，允许他们来到维也纳，直接与帝国官员谈判。在法律程序上，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地位就意味着要接受其政策，传统的讨价还价策略就没有必要了。

除了偶尔请教一下戴阿克以外，博伊斯特与安德拉西两人很快就拟定了一份文件，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几百年的统治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仓促而决定性地改写了。文人为之高歌的历史，政治家为之振臂高呼的权利，人民为之激情汹涌，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有时候竟是在非常条件下被一个无意的偶然所决定的，命运漫不经心地扔进凡间的石子，往往会在岁月的池塘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1867年5月，奥匈协议（奥地利称之为“第七号法律”）获得新召开的匈牙利议会的批准。其中规定，弗朗茨·约瑟夫承认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高地、边屯区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圣史蒂芬王室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相应地，匈牙利国会承认皇帝兼国王负责外交与国防，他有权任命掌管这些事务及双方共同财政的联合大臣。因此，协议制造了3个独立组织：一个是永久的“共同君主国”，系指对外交往中由哈布斯堡王朝所代表的政治存在，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匈牙利人所不乐意见到的“帝国”一词；一个是奥地利（在此指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中非匈牙利的“另一半”，一般可以“奥地利”称之，有时亦称“内莱塔尼亚”，意即“莱塔河这边的国家”）与匈牙利之间的暂时性经济联盟；另一个就是作为国家形式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两部分。

匈牙利王国与“帝国其余部分”各自设立两院制国会及由首相领导的责任政府。至于双方的共同事务，则由两个国会各自提名60位代表组成“代表团”每年会商，地点是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每年轮换。在匈牙利，由上院直接选举出20位代表，其中有一位是克罗地亚人，下院40位代表亦由直选得来，其中有4位克罗地亚代表。在奥地利，同样是上院20位代表、下院40位代表，但来自不同省份，代表的民族成分也与各地的人口分布相应，从波希米亚的10位代表到蒂罗尔或伏拉尔贝格的1位代表，参差不等。其结果是，占全国总人口2/5的匈牙利在国家事务中拥有与其他所有3/5的人口同等的决策权。

尽管弗朗茨·约瑟夫做出了让步，但正如他一贯想要的那样，权力依旧掌握在他的手中。所谓“共同君主国”，实际上仅限于皇帝及其朝廷、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两部分没有共同的首相及内阁。当博伊斯特被任命为“皇家首相”时，他试图发挥一种超越于两位国务大臣的权威，结果受到匈牙利人的抵制。加上从维也纳开出的火车只需4小时就可到达布达佩斯，原来的匈牙利总督（帕拉丁）也被废除，皇帝可以直接对布达佩斯发挥作用。在维也纳，皇帝的御前会议作用类似于共同内阁，但其成员均系皇帝亲选，功能也限于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皇帝手中。总之，制度博弈的结果是使弗朗茨·约瑟夫居于权力的核心。

代表团制度也对弗朗茨·约瑟夫有利。这是一个费力而脆弱的制度。当两方代表团发生分歧时，就会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统一投票，从而体现出“共同君主国”的基本性质。但是，匈牙利不愿意自己的政治权利受到侵蚀，因此这一规定从来没有实行过。代表团的这一弱点就有利于皇帝本人发挥作用，匈牙利人的抵制实际上加强了皇权。

协议对共同国籍未作规定，因此住在匈牙利的“奥地利人”只有在归化之后才能参与公共事务，反之亦然。自始至终，奥地利帝国除了匈牙利以外的部分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这其实反映了奥匈协议的真实性质，即人口、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不具优势的马扎尔人得以与奥地利皇帝本人直接谈判，获得了优于其他民族的地位。人口占优势的斯拉夫人和传统上具有政治特权并一直享有经济优势的德意志人都被取消了与君主合作的权利，马扎尔人单枪匹马地战胜了境内其他民族。

但是，许多马扎尔人都认为协议只是满足了他们的最低要求，某些强硬的科苏特分子对戴阿克甚为不满。对此，安德拉西在一次演讲中提醒他们，匈牙利从共同的财政管理中获益良多：“如果有人抱怨说协议的条件不利于匈牙利，我要回答说我们目前只付共同开支的30%，享受的权利却与付70%的那些人相同。”而且，双方“共同的”财政大臣毋宁说是一个发言人，而不是决策者，因为税收的责任完全落在两部分各自的财政大臣身上，留给匈牙利的空间依然足够大。

维也纳的军方领袖对协议也颇有微词。所谓“军屯区”位于匈牙利南部，原本是为了对抗东方的土耳其人而由军队开发并占有的地区，现在也归匈牙利所有。再加上特兰西瓦尼亚，新的匈牙利王国比以前任何时候的疆域都要广大。

弗朗茨·约瑟夫一旦得到他最看重的外交与国防权力，就不计较太多了，被他抛弃的其他民族只得再去与马扎尔人达成和解。无意之中，他和博伊斯特作茧自缚，君主将无法采取满足任何另一集团的政治要求的行动。

马扎尔人从这份协议中得到的好处使奥匈成为一个不平衡的二元体制：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是一元化的，其精神主要是马扎尔式的，“帝国领土”则是一种没有头绪的联邦制，地方议会保留有广泛的权力，虽然不足以与朝廷的中央集权趋势相抗衡，却也不会酝酿出来强大、独立的政治声音。所以，协议产生了一种“过滤”效果，即匈牙利成了一个意志统一、行动有力的政治单元，原有的民族矛盾被过滤之后留在了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各个民族都在要求自己的权利，哈布斯堡王朝又缺乏满足这些要求的政治资源，无法成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黏合剂。因此，非匈牙利部分成了一个剩余概念，不仅没有共同的名称，而且没有共同的声音。

由于与马扎尔人达成了和解，弗朗茨·约瑟夫得以在布达佩斯举行一个隆重的加冕仪式，匈牙利人视若生命的神圣王冠将被授予这位皇帝兼国王。据说，1000年时的匈牙利国王史蒂芬皈依了基督教，从罗马带回来王冠和十字架，作为他统治多瑙河平原的神圣权力的证据。在随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的附会给史蒂芬的王冠罩上了神圣和神秘的色彩，使它成为凝聚匈牙利人的共同信仰。

在承受着来自东欧与西欧不间断的政治风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王冠是民族团结、政治统一的内在象征。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为了抵抗普鲁士的觊觎，于1741年加冕为匈牙利女王。经历了约瑟夫二世的中央集权的努力之后，同样精心设计的仪式在1792年为女王的孙子弗朗茨皇帝举行过，1830年则轮到了斐迪南皇帝。1848年革命期间，科苏特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已经不再是匈牙利合法的统治者了。次年，在他面临失败、出逃国外之前，科苏特将王冠埋在奥萨瓦的一株桑树之下。就这样，圣史蒂芬王冠在多瑙河附近这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躺了3年。后来，奥地利官员设法从一个境况窘迫的流亡者那儿买到情报，才使匈牙利人的圣物重见天日。

奥地利人把王冠作为战利品敬献给弗朗茨·约瑟夫，但是，在当时的匈牙利人眼中，他的手接触到王冠的那一刹那，就已经亵渎了它。在没有加冕为王之前，王冠不属于他，尽管他一直把王冠放在维也纳的宫中。现在，弗朗茨·约瑟夫已经接受了作为匈牙利国王的诸种特权与义务，安德拉西决定给予神圣王冠以特别的尊贵地位，以强调匈牙利人的传统，以抵消弗朗茨·约瑟夫与王冠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令人不快的往事的影响。

还在匈牙利议会批准协议之前两个月，弗朗茨·约瑟夫就被告知，加冕日期定在1867年6月8日，正是气候宜人的初夏。他还发现，鉴于茜茜一贯对马扎尔人持有一种浪漫的热情，并且在奥匈协议的达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衷心热爱她的匈牙利人特地为她修改了加冕仪式，使她紧接着丈夫接受匈牙利王后之位。在这个时刻，谁还会想起茜茜曾经是那样一个无力摆脱内心紧张、受无名病症困扰的年轻女人呢？匈牙利人还记得茜茜对佩斯附近那所别墅所怀有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安德拉西代表他们向弗朗茨·约瑟夫宣布，这所已有120年悠久历史的别墅将在修葺一新后作为人民的礼物呈送给国王及王后陛下。

和解的气氛与重建的热情使布达佩斯美丽的5月处处流淌着欢乐。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后期，布达与佩斯还只是规模不大的市镇，不仅不能与巴洛克式的维也纳相提并论，甚至连普赖斯堡和德布勒森都比不上。18世纪后半期，布达与佩斯才进入飞速的发展期，其总人口从1787年至1848年增长了两倍，手艺人、工匠、劳工、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纷纷涌入，中产阶级、新近到来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工商业者聚集在一起，富有的希腊巨贾、德意志商人和政府高级官僚、上层知识分子则组成了更加“高尚”的社区。

与维也纳处处可见的巴洛克风情相比，布达佩斯体现着简单、统一和庄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靡全欧，体现着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的回归，其冷静、尊严、简单又四平八稳的特色宣布了外表繁复的巴洛克贵族风格的过时。新的建筑潮流体现着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口味，其花费较小和较易改动、扩建的优点有意无意间吻合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在1867年的布达佩斯，3/4的建筑物仍是一层的平房，这座城市为新来者提供的典型的出租房在其古典风格的外表之内是比德迈风格的装饰，非常舒适而方便。房间功能的分化使居家的生活远离了工作区的喧嚣，最为流行的家具是圆桌及环绕一周的扶手椅或沙发，显示着家庭成员及朋友间亲昵平等的关系。

维也纳是中欧的花园，布达佩斯则更像一座欣欣向荣的工场。前者有美丽的公园、绿地，山水环绕，建筑物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流畅的音乐将整座城市连缀成一段魔力无限的传奇；后者没有那么多空间展现自然之美，人口的高速增长使人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建设工厂、住宅。处处烟囱林立，体现着科学技术在人类欲望的驱使之下如何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个现代化与都市化飞速发展的地方，欧洲封建君主进行了最后一次盛大的表演。哈布斯堡君主国尽管竭力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却已经无可挽回地变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中世纪的事物。

匈牙利国王的加冕仪式“像梦境一样美丽”，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用了丰富的辞藻热情洋溢地描述布达佩斯的盛况。盛大的弥撒选用了匈牙利伟大的音乐家弗朗兹·李斯特特地写作的乐曲，一长串高贵的姓氏终于有机会罗列在一起，每一个都有不容忽视的光荣历史。仿佛还嫌金线银线交织的图案不够艳丽似的，身穿传统服装的匈牙利贵族用鸵鸟、雉鸡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外衣。这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俨然成了华美衣装的展示会。他们金光闪闪的马鞍更引起了以骑射为乐的英国人的艳羡。熟谙表演之道的奥地利人安排了壮观的游行，“白马上的黑衣骑士”与“黑马上的白衣骑士”从陡峭的山峰奔驰而下，马蹄声声，穿过佩斯的街道，一直到达多瑙河边，营造了一种严整、简洁又不失其吸引力的视觉效果。

8岁稚童鲁道夫用他写实的语言留下了关于庆典的别致记载。这一天，早上7点钟他就出门了，但是“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我们的马车”，因为“广场上满是卫兵、大公和马匹”。他立刻注意到，其中有匹骏马是国王御用的。到了教堂之后，照样有很多人。鲁道夫看见“好多地主、官员、主教以及好多其他的神父”。鲁道夫的母亲茜茜端坐在宝座上，他的父亲庄严肃穆地走向圣坛。“圣坛那边的人念了许许多多的拉丁文……”安德拉西与主教一起，将神圣王冠戴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头上。他手握宝球与权杖，与茜茜一起坐回宝座。安德拉西走到教堂中央，三呼“国王万岁”。然后轮到茜茜加冕了，在为她戴上王冠时，年幼的鲁道夫叹息“人们念了更多更多的拉丁文”。

仪式结束之后，孩子们与茜茜一起坐上一辆“玻璃马车”，然后换乘一艘汽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所有这些景象的中心人物是弗朗茨·约瑟夫。他头戴王冠，身着已有800年历史的圣史蒂芬披风，骑马穿过狭窄的街道。在佩斯古老的教堂外面，矗立着从匈牙利每个县搜集来的泥土堆积而成的土堆。弗朗茨·约瑟夫策马跃上，将土堆践踏为平台，然后挥舞着手中闪亮的宝剑，依次指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宣誓要保护匈牙利人民及宪法。

当天晚上，他们举行了盛大舞会，欢庆和解的达成。连续好几天，整个布达佩斯夜以继日地沉浸在和谐与谅解的气氛之中。通过象征性的手段，弗朗茨·约瑟夫赠予1848年到1849年内战的死难者亲属抚恤金，显示对不久之前发生的悲剧的遗憾。

三、不幸事件：接二连三的悲剧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自己如何能够抵御悲剧的来袭呢？仅仅在庆典举行之前不久，弗朗茨·约瑟夫的家中就发生了一桩意外：阿尔贝特大公18岁的女儿玛蒂尔德嗜好抽烟。这天，她正在吞云吐雾的时候，发现父亲走了过来，她知道严厉的父亲一向不喜欢看到女人抽烟，情急之下，她把还在燃烧的烟卷藏在身后，试图掩饰过去。但是火星落在她的衣裳上面，火势在按照贵族习惯穿戴起来的层层叠叠的丝衣上迅速蔓延，连出生入死的大公本人都被惊呆了。很快这场小小的火灾就被扑灭了，但是玛蒂尔德重度烧伤，在匈牙利的庆典举行前两天死去。正值韶华之年的女儿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于一支烟卷，阿尔贝特大公的悲伤与复杂心情可想而知。自战争结束以来，他就致力于军队改革，最终使奥地利陆军成为一支装备、管理和运输各方面都大为进步的现代化部队，但是世俗的尊荣无论如何都不能补偿这样的悲惨事件。

困扰弗朗茨·约瑟夫的还不止这一个不祥的事件。与布达佩斯的欢庆气氛相比，不安、悔恨、焦虑笼罩着马克西米连在的里雅斯特的豪宅，孤立无助的夏洛特在往事的折磨之下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马克西米连困在墨西哥，生死未卜，种种传闻织成一张不确定的网，让发生在美洲的事情越来越不清楚。但是美国人报道说，马克西米连已经被乘胜前进的胡亚雷斯抓获，并将以颠覆墨西哥共和国的严重罪名受到审判。美国总统约翰逊、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及许多欧洲君主都为马克西米连求情，雨果、加里波第等民主志士也请胡亚雷斯切勿仓促行事。作为马克西米连的兄长，弗朗茨·约瑟夫提醒墨西哥人，“前墨西哥皇帝”更是一位奥地利亲王。或许他还设想有朝一日马克西米连会再度安居于的里雅斯特，因此，庆典结束之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匈牙利国王及王后就直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别墅中。当他们像往年一样骑马打猎时，马克西米连悲剧的一生走到了头：6月19日，他以甫到墨西哥就杀害共和志士的罪名被枪杀于克雷塔罗城外的一个小山丘上。

枪决马克西米连

最悲伤的总是母亲。苏菲皇太后在确认儿子的命运之前，就有不祥的预感，但是阿尔卑斯山皇家别墅中的人们还存有一丝侥幸，既然连美国总统都出面干预了，或许根基不稳的胡亚雷斯会顺水推舟，给马克西米连一条生路。加之墨西哥消息闭塞，马克西米连的死讯差不多10天之后才传到欧洲。在此之前，好像还嫌哈布斯堡王室的眼泪流得不够多似的，6月27日，茜茜的姐夫又突然死去。弗朗茨·约瑟夫陪着茜茜去安慰悲伤的海伦。三天后，在巴伐利亚，他接到第一封告知马克西米连死讯的电报，震惊之下，他迅速赶回维也纳，与心碎的母亲一起承受这个最终到来的悲剧性结果。

虽然很为弗朗茨·约瑟夫骄傲，但是苏菲最钟爱的是马克西米连。此前，山长水阔，天各一方，现在，人间幽冥，永世相隔，更何况，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人父母的悲怆岂是言语能够表达得了的？苏菲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改变了，她只是不断地找来有关官员，让他们设法搜集来马克西米连在被俘后的一言一行，一遍遍地复述，想象那个遥远的大陆和她亲爱的儿子，为他的遭遇痛心，为他不失贵族本色的表现骄傲，在复述与想象之中，这个女人顽强的活力才渐渐恢复。

奥地利海军舰队驶往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正是从这里，马克西米连在1864年登上了美洲大陆。3年之后，也是在这里，他的遗物静静地踏上了返航之路。但是，作为一种姿态，胡亚雷斯拒绝将马克西米连的遗体交给奥地利人。几经交涉，时光已静静流逝到了深秋，马克西米连的遗体才回到故土。次年2月，在维也纳为他举行了国葬。悲剧与阴谋走到了头，自由、尊严、光荣这些梦想又重归虚无，马克西米连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痛悔的疯妻和一座再也没了生气的豪宅。

对弗朗茨·约瑟夫而言，更大的考验又接踵而来。得知马克西米连的死讯之后，拿破仑三世打算亲自前往维也纳表示慰问。仍然沉浸在哀痛之中的宫廷对这个出尔反尔的法国人厚脸皮的行为十分震惊和气愤。苏菲自然强烈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三世可算作杀害马克西米连的间接但是重要的凶手。

弗朗茨·约瑟夫非常明白母亲的感受，但政治总归是政治，奥地利已经从西欧的政治角逐中被剔除出局，但它的东方政策必须在西部有一个安稳的后方。在普鲁士迅速崛起的时代，奥地利必须与法国拉拉关系，在强权之间求得生存。为了避免过于强烈的反应，更出于对死去的兄弟及母亲的尊重，弗朗茨·约瑟夫在萨尔茨堡接待了拿破仑三世及其皇后欧仁妮。

萨尔茨堡位于奥地利西北部，在地理上是西北奥地利的门户，又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群山环抱之间，它的曲折蜿蜒的古老小巷如同幽幽开放的花朵，自然散发一种清秀妩媚之美。5月的每个晚上，诺恩贝格修道院的修女们做弥撒时要唱15分钟的赞美诗，歌声从哥特式的教堂悠然传出，如宇外仙乐，飘荡在暮霭沉沉的群山之间。在过去，萨尔茨堡由大主教管理，曾经有一位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大主教为自己的情人修筑了气势恢宏的城堡，后来被称为米拉贝尔花园的部分更是如梦如诗，体现着这个胆大包天的主教出众的才智和品位。

或许，这也是奥地利人的一种特色，即便他们勇敢地背负着反宗教改革的“使命”，虔敬、顽固、充满宗教热情地反对异端和异教信仰，但却会宽恕偶有不敬神灵的人，因此，补偿其宗教偏见的是他们对世俗之美的追慕。虽然那位萨尔茨堡大主教后来受到教会的惩罚，但他精心营筑的文化氛围却使这座外省城市面对维也纳时也毫不逊色。

萨尔茨堡在几百年间一直生产盐，这也是“盐的领地”得名的原因。虽然盐现在是人们生活中的普通日用品，但不久之前还是一种很重要的、由政府专门控制的商品，因此，萨尔茨堡出产盐的地方禁止游人进入，当地农民也不得随意进出，直到弗朗茨·约瑟夫在这里建立了夏宫，情况才有所改变。

萨尔茨堡的另一项重要产出是音乐奇才莫扎特，粮食街9号的莫扎特故居简朴优雅，室内布置一如当初，挂在墙上的小提琴和安静伫立的钢琴好似刚刚结束甜蜜的合奏一般。这里仿佛还有他的叹息：“我活着的时候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生命曾是那么美好，前途是那么光明……但是无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任何人都不能估算自己的寿命，应该听天由命。尽管如此，我仍要把写到一半的《安魂曲》完成。”这位音乐神童将其生命的精华尽情挥洒在优美的乐章中，而孕育了莫扎特的这座美丽的城市直到19世纪初叶还是音乐世界的圣地。

1867年8月，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君主和欧洲最美丽的两位女士在萨尔茨堡会面。清幽的山城一时间焕发出灼人的光彩，人们在彻夜的灯火下举行盛大的舞会，连维也纳宫廷剧院的演员们也赶来助兴。衣着入时的社交名流各显风采，但人们最关心的是两位皇后的出场，究竟谁更迷人，谁更优雅？

尽管有马克西米连之死的阴影横亘在弗朗茨·约瑟夫和拿破仑三世之间，两个人还是和和气气地互致问候。拿破仑三世花言巧语，企图用他的魅力打动对方，但前两次战争的惨败使弗朗茨·约瑟夫无意再卷入任何战争中，更不会贸然与拿破仑三世结成同盟关系。但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法国都是一个强大威胁，因此，弗朗茨·约瑟夫宁肯让博伊斯特和理查德·梅特涅留在萨尔茨堡，与法国外交官继续协商，让俾斯麦在柏林去猜测其中的玄机。

女人们的竞赛也无结果可言。人们只好承认，茜茜是一种天赋的自然之美，举手投足洒脱清新；欧仁妮则更机敏灵巧，玲珑剔透，带着巴黎人特有的迷人气质。女人与爱情有时可以更清晰地衬托出人的不同，司汤达随着拿破仑一世出征到维也纳时大发感慨：“意大利人感情强烈，法国人爱慕虚荣，而纯朴的古日耳曼后裔则富于幻想，例如他们才刚刚从生计愁城中脱困，就能搬出一大套人生哲学来面对，这是一种温和、可爱、不带一丝痛苦的疯狂。”在法国人看来，“没有人比维也纳姑娘更随和更温柔，她们看待爱情简直可用顶礼膜拜来形容”。

但是博伊斯特看来更被法国皇后所吸引，他盛赞欧仁妮举止高雅，气度非凡。她为马克西米连之死向苏菲皇太后表示慰问，其态度之诚恳、语气之真切深深打动了本来很有一些怨恨的奥地利宫廷。

礼尚往来，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拿破仑三世夫妇的邀请，前往巴黎进行访问。因为发现已有身孕，茜茜不得不留在维也纳，皇帝与他的两个弟弟、博伊斯特组成了一个全部是男性的奥地利访问团，于当年10月到达巴黎。

深秋的巴黎风光迷人，塞纳河上新建的大桥像彩虹一样划过天际，映衬着平直宽阔的街道、整齐对称的房舍和林荫道旁的绿树红花。端庄华贵的公用建筑远看布局方正，气势恢宏，近看则采用古典艺术风格，精雕细琢，极尽奢侈之能事。正在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更像磁场一样吸引了各国君主、政府首脑及追名逐利的显贵、商贾。1853年，英国在伦敦水晶宫成功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大不列颠帝国的繁荣昌盛尽显无遗。巴黎的这次博览会则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的成果展示，它提醒人们，巴黎不仅是个热爱自由的革命之都，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生活舒适的大都市，像博览会公园里每天冉冉升起的热气球一样追求着更美好的生活。截至19世纪初，巴黎还是人们心目中非同凡响的“光明之城”，其后的社会革命使它的光彩暗淡了下去，复辟的波旁王朝又带来了一种严肃的气氛，纯洁的虔诚和变本加厉的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

直到生性奢侈、挥金如土的拿破仑三世上台，其根深蒂固的花花公子嗜好带来了路易十四式的繁文缛节和浮华作风。在他的倡议下，巴黎被整修一新，所谓第二帝国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仿佛记录着一个皇帝追求不朽与伟大的梦想。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原贵族退出社交界，他们便涌入了巴黎的上流社会。白手起家的皇帝无意歧视这些“新人”，继而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半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并不十分体面的富裕名妓或出身良好却想追求独立生活的女人们。她们与政府的高官往来密切，以其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为巴黎赢来了花花世界的名声，其影响甚至及于20世纪。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弗朗茨·约瑟夫还是被巴黎迷住了，与维也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光彩夺目，法国人的轻灵气质也感染了他。虽然要履行职责地出席很多活动，但他写给茜茜的信总是用一种罕见的愉快口吻告诉她一些闻所未闻的趣事，用他在歌剧院里打瞌睡之类的小事来开自己的玩笑，甚至饶有兴致地描述她娘家兄弟、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与美丽的欧仁妮之间无伤大雅的玩笑。此次巴黎之行是弗朗茨·约瑟夫真正意义上的出国旅行，此前他跨越边界只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领袖进行严肃的国务会谈，没有机会去体察一个外国城市如何以其独有的方式进行日常运转。对于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直截了当的冲击才会改变他固有的观念。巴黎之行使这位未成年便登上帝位、所受教育又过于保守陈旧的皇帝大开眼界，维也纳在其后数十年间的大规模建设过程亦受益匪浅。

从巴黎回来，奥地利的重大内政问题等待着弗朗茨·约瑟夫的最后解决。博伊斯特已经解散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卡罗林那、加利西亚、蒂罗尔几个不肯服从的地方议会，按照施默林的选区制度在各地尽量造成德意志人多数派。这样得到的国会在1867年12月正式批准了宪政法令，从而接受二元制的解决方式，匈牙利的特殊地位得到最终认可，哈布斯堡帝国分为两个国情不同的部分已成为事实。

匈牙利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实际上使它的民族成分复杂化。特兰西瓦尼亚从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就归哈布斯堡王朝，居住着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其中的塞尔维亚人，在1848年革命中曾经激烈抗击马扎尔人。安德拉西对于斯拉夫人的一切都非常反感，这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贵族阶层中非常普遍。匈牙利得以自由处置境内的民族问题之后，戴阿克和安德拉西政府中的教育大臣艾厄特沃什共同促成匈牙利议会在1868年通过了一项宽容的民族法案，从而与科苏特的马扎尔沙文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这项法案给予少数民族以广泛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当地政府使用民族语言，在非马扎尔地区还可担任当地主要的行政长官，直到进入大学以前，所有非马扎尔人均可以受到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但以后各届政府顽固的沙文主义使这项法案成了空洞的文字，所谓的民族权利也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科苏特曾经打算将克罗地亚吞并，为此一度宣称不存在什么克罗地亚民族，而且他在地图上也找不出来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所以，戴阿克时期能够有“纳果达”（1868年，匈牙利与克罗地亚人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看来是相当宽大的。克罗地亚被承认是一个“政治国家”，其人民有权派代表出席萨格勒布的议会（沙布尔），一个克罗地亚行政机构掌管内政、司法及教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被承认为正式语言，看上去，克罗地亚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保有自己的议会和语言，按照固定的比例分摊匈牙利王国支出中的共同部分。它的议会可以选举40位代表参加布达佩斯的国会，只需参加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并有权使用克罗地亚语。但是克罗地亚人却很不满意：克罗地亚巴昂并不对弗朗茨·约瑟夫负责，而是对布达佩斯的一位国务大臣负责；克罗地亚与哈布斯堡领土中其他各省的关系都由布达佩斯管理，而不能在萨格勒布决定，加上财政政策都由布达佩斯决定，大大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匈牙利人的诡计中最出格的一个是关于阜姆地位的规定，克罗地亚人要求得到阜姆，匈牙利人坚持使它成为一个自由市，“纳果达”的匈牙利文本中宣称该港口作为王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归还匈牙利，而克罗地亚文本只提到将就其未来地位举行进一步的磋商。在送交弗朗茨·约瑟夫签字时，匈牙利却在克罗地亚文本上贴了一张匈牙利文本的克罗地亚译文，皇帝批准了这份文件，最终使阜姆在1918年被承认是匈牙利的领土。

“纳果达”协定中的某些致命弱点实际上也来自克罗地亚领导人的政治落后。克罗地亚议会仍然带有旧制度的一切缺点，其选举极其腐败，拥有选举权的几乎都是大地主和官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话，大约每50个人中只有1个人有选举权。克罗地亚没有一个责任内阁，被派往布达佩斯的克罗地亚乡绅也弄不清楚什么是“大匈牙利”共同的开支，什么是与己无关的事务花费，因此，克罗地亚议会依然只会空洞地抱怨和抗议。如同匈牙利境内的其他民族一样，克罗地亚人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存在，对此他们颇有怨言。特别是克罗地亚人无论在1848年至1849年的大动荡时期，还是在扑灭意大利革命、协助驱逐科苏特分子中都忠诚地服务于哈布斯堡王朝，但却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任何物质或政治上的好处，最终还被他抛弃。匈牙利回到《三月法令》，奥地利则仿佛看到了自由的影子。

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德意志自由派把保护个人自由不受国家侵犯视为神圣使命，却没有想过由人民主宰国家的可能性。国家似一种遥远的、威胁着个人自由的“权威”，至于由他们来执掌国政，则更是不可思议的。旧的王朝依旧存在，因此，德意志自由派满足于这么一个宪政法令的实施。自由只是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理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国会不能对行政机构有所监控的话，就无法真正实现权力的转换。宪政法令最终也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责任内阁，弗朗茨·约瑟夫如愿以偿地控制着朝政，从而为在情况紧急时恢复贵族权力开了方便之门。

弗朗茨·约瑟夫登基已近20年了，夜以继日的操劳和无情的政治角逐已经使他失去了当初“开朗而富有魅力的表情”，对于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来说，他的身体被保护得很好，挺拔适中的身材看上去依然如同青年人一样行动敏捷。他戒了烟，饮食有节，每天都锻炼身体，有机会就去骑马爬山，间或还会游游泳。茜茜再度怀孕的消息像是上帝意外赠予的礼物，使他分外高兴。茜茜则宣布，这个孩子将在匈牙利出生，如果是个男孩的话，将被命名为史蒂芬，以纪念匈牙利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虽然后来降生的是一位漂亮的小公主，但是王朝的继承已有保证，弗朗茨·约瑟夫很高兴再有一个健壮的、蓝眼睛又大又亮的小女儿。茜茜也毫不气馁，决定小女儿将是王室的匈牙利小宝贝，马扎尔语将是她的母语。

弗朗茨·约瑟夫不仅拥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带给他的臣民以和平、稳定和富足的生存环境。奥地利人享用着比匈牙利或普鲁士人更多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国家财政在30年中达到收支平衡，货币稳定，政府信用好。梅特涅时代的“警察国家”依然存在并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却不得不接受大众的监督与批评，约束自身行为。各少数民族得到了比较有保障的自由权利，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匈牙利要宽松得多，发展的机会也更多更好一些。另外，摆脱了苏菲及其他保守派的影响，弗朗茨·约瑟夫早年顽固守旧的宗教观念也变得通达圆熟了，国家重新确立了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教会无权插手婚姻批准之类的事务，教育领域也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意义尤其重大。

实际上，从全欧洲的范围来看，法国人不断进行政治实验，官吏既无能又腐化，普鲁士人生活俭朴刻苦，俾斯麦还挥舞着鞭子不断驱赶这些忠诚的臣民去实现建立强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因此，奥地利人的生活颇有值得羡慕之处，但他们却没有发展出来一个“奥地利人”的归属感和团体精神，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有能够为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共同“使命”。

宪政法令某些言语支吾之处形成了未来民族矛盾的根源。比如，法令大致规定在学校与官方机构中应有某种形式的语言平等，肯定各省可以有官方语言和“该省常用语言”，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就提出，既然捷克语与德语都是波希米亚省的通用语言，那么捷克语就应当是全波希米亚各级学校与公务场合的通用语言。德意志人则争辩说，捷克语并不是德意志人居住区的“常用语言”。波希米亚议会中的德意志人多数派虽然也是自由派人士，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各学校将第二种省通用语言列为必修课。因为他们知道，为了获得更好的前程，年轻的捷克人都更愿意学习德语，而不是捷克语。

1868年元月，博伊斯特组建了一个“官僚内阁”，但却并非一个真正的责任政府。诸位大臣都由弗朗茨·约瑟夫在博伊斯特的建议之下任命，他们是作为个人而非以政党领袖的身份被选中的。整个内阁没有共同的施政纲领，也不共同承担责任，阁员之间甚至钩心斗角，相互指责，司法部长被说成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恨不得也把司法部长批一通”的人物。因此决策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各位大臣毋宁说是各个行政机关的头头。

表面上看来，奥匈帝国在政治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德意志人为主干的奥地利部分，另一个是以马扎尔人为主干的匈牙利部分，实际上，在这两部分之后还是哈布斯堡王室行使着最终的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以某些直接管理权力为代价，换来了强大的皇权。保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荣与伟大，始终是他不懈努力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不断地在自由与保守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寻找行得通的中间道路。他已经是一个熟知政治游戏的老资格政治家了。1868年，全欧的君主中只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比他在位时间长，但是，虽然他过早地成为一个大帝国最显赫的人物，却处在君主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衰落甚至崩溃的时代，并且，奥地利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事征伐的帝国，而对梅特涅时代荒诞不经的所谓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使命”深信不疑。现实咄咄逼人，但是他保守、缺乏想象力的个人气质与封闭落后的维也纳宫廷气氛使他很难摒弃旧的幻觉，接受新的观念。

奥匈协议是在与普鲁士作战失败的情况下，为了备战未来而匆匆拟定的。像弗朗茨·约瑟夫一生中的许多次决定一样，一旦做出就开始后悔了，但不是针对马扎尔人的。匈牙利虽然受惠甚多，但是布达佩斯距维也纳毕竟只有4小时车程，匈牙利的大臣们也都是些自由派贵族，大部分是维也纳宫廷熟悉的面孔。

帝国咨政院中都是些书呆子气的中产阶级法律专家，对教会异常反感，虽然受皇权控制，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是却在弗朗茨·约瑟夫的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令他感受到威胁。作为牵制德意志自由派的一种策略，弗朗茨·约瑟夫打出了捷克牌，结果就在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德意志人的主导地位会受到势力上升的捷克人的挑战，而匈牙利人的特殊地位只有德意志人与捷克人达成和解之后才会受到影响甚至被推翻，但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一旦联络起来，就会危及皇帝本人的权力。

因此，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让马扎尔人保持独断权力便成了弗朗茨·约瑟夫为了保持皇权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马扎尔人的这种独断性最终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这就意味着，弗朗茨·约瑟夫亲自为奥匈帝国铺筑了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