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做事，做事，还是做事

更新时间：2026-01-19 14:35  浏览量：1

1.

时间的尺度：

承诺做10年的节目，不算长

对我来说，7年从来不可能是一个长的时间。第一个因素是，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从历史的时间的尺度来看，50年、80年只是一瞬间，更不要讲7年了。另外，以我自己的经历，一件你要坚持做的事，只做7年是不够的。

我和“看理想”刚刚开始做“中国原典通读计划”是说做7年，后面编辑排着排着发现7年做不完，后面就改成了10年。

记得我们的计划上线没多久，那时候留言就很多人说，10年，如此渺然，甚至有人说10年后“看理想”还在吗？

为什么觉得用十年的时间做一档节目很长？这很可能就是我们会非常习惯地用自己的时间尺度来看一件事。

像我讲《史记百讲》提到我的老师——阮芝生老师。当年在台大，他就是年复一年讲《史记》，除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几乎他每年讲的篇章都不一样。所以理论上，我们大学四年可以每年都去上阮老师的史记课，仍然上不完。

这是很不一样的时间感，不一样的时间尺度。

《死亡诗社》

朱西宁老师写《华太平家传》的时候“六易其稿”，有一次差不多是30万字的稿子，结果发现都被白蚁吃掉了——（朱）天文每次都说，这很像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会发生的事。但是朱老师非常镇定，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怨天尤人，就重新写。

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尤其是朱老师在《华太平家传》写作的前后，他也在讲一件事情：你写这些东西，到底要写给谁看？你写给谁看，（相应的）就会在意你有什么样的成就。

那时朱老师已经到了这样的层次，那是一个宗教的层次，信仰的层次——他是写给上帝看的。我是一个没有上帝信仰的人，但这件事情感动我，我更相信、更能有所连接孔子说的那种特殊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为自己或为这件事情本身去做。

如果你是为了要用这件事情帮你换来什么东西，你就很难坚持，因为那会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影响你、决定你。

我从2002年到2013年，花了11年的时间每天写小说。小说的标题都非常简单，从1901、1902、1903直到2000，总共100篇小说，我就这样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用手写稿把它写完。

但是回头想，

我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我不去想“以后”

。例如它有多少字？完成了之后要怎么出版？读者在哪里、读者要看吗？这么庞大的100篇小说，如果编辑成书，编辑会有多困难？我当时完全不想这些，就可以非常安心地坚持每一天写，超过11年。

包括和看理想合作做10年的“中国原典通读计划”，为什么我很笃定？因为就算这里有任何大的变动，我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意念不会改变，我也不觉得有多少外在的东西会让我觉得“现在我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把事情做下去，继续下去，没有那么难。比较难的是，你找到一个能够说服你、你衷心相信你要完成的事。

《死亡诗社》

当然，这件事情对你内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跟它外在的目的平衡又是另一件事。我不会天真地认为，我做了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就可以让整件事情延续下去。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很年轻的时候通过读书，误打误撞培养出一种辨识、珍惜美好事物的能力。而且我必须说，我是相对谦虚的人，所以我很容易碰到感动我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当我遇到了，我就很饥渴地想吸收。

这大概是我生命最根本的核心力量来源。我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把它吸收成我自己的，我没办法把它放在那，然后说这跟我无关。

既然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中间“转手”，想办法让本来以为这些东西跟他们无关的人，也可以理解、享受。

2.

课堂上，对年轻学生的一次大怒

当年我在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上过课，面对一群那么年轻的戏剧系的学生，教他们文学概论。我是充满了热情，也尽量想要把我的热情大概也能够感染到一些同学。但我记得有一堂课，我大发脾气。回头想，那个脾气发得不是很有道理。

当时我在讲诗，有一个戏剧系的同学，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老师，你真的觉得你教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是戏剧系学生。

我大怒，当场就骂道：你几岁？20岁？你20岁，就要告诉我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哪些跟你有关，哪些跟你无关吗？

《死亡诗社》

我记得我当时把他们都吓到了，因为接下来我还说，今天有可能的话，我还想教你们高能物理，我想让你知道140亿年前，这个宇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从大爆炸的第0.000001秒开始，所有的物质到底如何产生，所有的电，所有的量子……所有的这些，我都没有觉得跟我无关。

这是我认为我幸运的地方，我从小能够吸收、体会、接触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我也常常会说，我自不量力来做什么事情，比如我自不量力讲精神分析。我要把这美好的精神分析，那些细微的，可以让人自我认知跟自我理解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3.

幸好没资格当“教授”，才好专心做老师

有的人会认为你没有学院的身份，没有学院的资格，怎么当一个学者或怎么当“讲学者”？我的立场是刚好相反的。

幸好我不在学术界，幸好我没有资格去当一个大学的教授，我才能够好好地当一个老师，才能够专心地做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做我想做的知识工作。我见过太多的例子，一旦你取得了那样一个资格，进到了那样的环境里，你就会被迫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耗费在许许多多——对我来说——不值得做的事情上。

我年轻的时候读胡适，他有一句话影响我：

发表是吸收的利器。

你要怎么样确认自己是不是读懂了，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面对学生，讲到学生都听得懂，这就表示你懂了。事实上，这就是我的方式。

《死亡诗社》

早年间在台湾，诚品书店那时候有诚品讲堂，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清重大的考验。每一堂课将近200个学生，出席大概10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2个小时。除了他们付了钱，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在规定——例如规定他们一定要来上课，或者上课一定不能够睡着，一定不能够走掉。这就是我的考验。

我只有一个人，我要让你们来到了这里，能够听我讲的内容，并且可以听得下去。这真的没那么简单。一个讲书的人自己是不是把书读进去、读懂了，你如果要真的知道自己有没有混过去，你讲给别人听听看，讲到他们可以不睡着，讲到他们不会离开，讲到他们下个礼拜还会愿意来上课，讲到他们下一期还愿意报名。这部分我毫不心虚。

这和待在学院里是很不同的两种评价体系，我非常明白自己的选择。

4.

对于未来：做一个不大惊小怪的人

说我是一个很自洽的人，这是事实，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在准备我自己。

我曾经出版过一本是解读海明威的书，他在人格层次对我很深的影响。海明威塑造了一个硬汉的形象，比较粗浅地来讲，硬汉不大惊小怪，遇到任何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不大惊小怪的人。

但这那么简单，你要有很多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准备，就是你对于可能发生的事，要有比别人更大的设想。再下来，你必须对牵制你的东西要有所认知，有所理解。

这并不表示我对什么都有答案，而是我对发生什么事都有我的准备。比如很多人很焦虑两岸关系接下来怎么办？中美关系接下来怎么办？诚实地说，我都没有答案，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会如何变化，对于有着那么多复杂变数的事，我都没有答案。

可是倒过来是说，正因为我不会对未来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两件事：

第一，你要尽可能“从宽量敌”，准备好可能从各个不同方向来的打击跟考验。

第二，回到我们开头的时候谈到的——

你需要确认的不是答案，而是自己的态度。

我认定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人，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我要完成什么。我比较会刻意地去看，什么东西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天翻地覆地改变，我都要完成的，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