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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舞台如何为“普通人”立像

更新时间:2025-09-25 11:01  浏览量:2

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塑造好角色的关键都在于“贴着人物走”,不强行拔高、不刻意矮化,让人物在自己的逻辑里活起来。那些能在舞台上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最终都会成为观众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奋进与坚守、平凡与不凡。而创作者的使命,就是擦亮这面镜子,让每一个角色的微光都能被看见

话剧《南来北往》剧照 孙 珣 摄

9月13日,由我执笔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舞台剧《南来北往》(江苏省演艺集团、爱奇艺联合出品),在南京完成试演,与观众见面。两年前,电视剧播出时曾因对时代洪流中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引起广泛热议。此次的舞台剧改编,我们仍将焦点放在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普通人的形象看似可以从身边信手拈来,但艺术提炼的过程,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如何以“小”见“大”,展现好平凡人生中的不凡故事,让观众对那些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身边人”产生共情、留下记忆,甚至将他们塑造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形象,其背后藏着一套关于人性洞察、叙事逻辑与舞台呈现的深层规律。从带着问题构思到创作中的逐步“破局”,为普通人“立像”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源自创作者对为何写、为谁写以及怎么写和哪些挑战仍需突破等核心命题的不断探索与回应。

让“小”有根——

在时代褶皱里找到人物的生存逻辑

普通人的形象之所以能在舞台上立住,首先在于他们并不是承载故事情节的单薄符号。观众认可一个人物,本质上是认可其形象塑造、行为逻辑与所处环境的“必然性”,这就需要创作者回答两个核心问题:这个人物的“痛点”为何存在?他为何如此选择?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必须先为其找到“时代坐标系”:人物的职业、人际关系、生活困境,都应是相应社会结构的微观投射。真正有力度的人物形象,其困境的设定也应具有可解读的空间。当人物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在时代洪流与个人生命历程的交会中找到依据,“小”就有了沉甸甸的质感。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常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平衡“典型性”与“独特性”。

话剧《南来北往》剧照

在我个人参与的创作中,绝大多数笔触都指向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舞台剧《南来北往》,就是一个典型的、刻画时代奔流中普通人群像的戏。要完成好这类题材的创作,就需要从普通人身上挖掘出代表某类群体的共同经验,但又不能让人物沦为类型化的标本。在我看来,解决之道就在于捕捉共性中的个性细节:这些细节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场景观察、记录,从无数个“相似”中提炼出“这一个”的不可替代性。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对这片热土上人们的生活和方言特点都非常熟悉,这为我创作或改编东北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天然的养分。面对《南来北往》中的主人公马魁这一角色时,我牢牢地抓住“轴”这个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在对原作故事进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我始终把焦点放在如何让“轴”这个人物个性与具象的东北大地碰撞出化学反应,将主人公对工作的热爱、对妻女的愧疚,以及他与徒弟汪新的恩怨冶于一炉,最终熔炼出一个重情义、九死不悔、铁骨铮铮的东北汉子形象。于是马魁这个人物的“小”就有了生活的根,有了典型的东北特色,将之立于舞台上,便有了与众不同的质感和味道。

话剧《南来北往》剧照

在舞台上浓缩时光、提炼时代精神是一件困难却又必须要完成好的创作任务。如何从娓娓道来的长篇叙事中,提炼出舞台故事的精髓?在对《南来北往》的改编中,我们选取列车与小院作为核心叙事空间,由剧中人作为讲述者,还原时光链条中人物命运的关键段落,突出不同时空人物的在场性。舞台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共同经历着时光的洗涤,推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在人物命运背后,时代的发展也恰如列车不断前行,一段段记忆中的情感奔涌,时而静水深流,时而浪涛翻滚。而如何写好群像中的师徒情、父子情,以及始终闪耀的理想之光和时代浪潮中的人生百味,则是我们要着力思考的部分。

让“情”有痕——

用具体行动替代抽象抒情

塑造好普通人,往往不在于为人物写下多少豪言壮语的台词,而在于如何刻画那些藏在人物日常行为里的情感痕迹,让观众在人物的身上和行动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需要创作者跳出直抒胸臆的写作惯性,用行动逻辑串联起人物情感的发生与递进。“没有行动的情感是空洞的,没有情感的行动是盲目的。”写好普通人的情感表达尤需如此。如何将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转化为具体的戏剧行为,并且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作家刘恒编剧的《窝头会馆》就给我很大启发。剧中,肖启山对儿子的爱从不是直白的“我为你好”,而是偷偷卖掉祖产为儿子治病,被发现后又嘴硬地说是“嫌这破房子碍事”。这种“口是心非”的行动,比任何抒情台词都更能体现一位父亲的隐忍与笨拙。

2022年,我们在历史题材话剧《西迁》中,就是抓住了“行动”这一戏剧要素从而完成了群像中个体弧光的呈现。在“公路戏剧”叙事模式基础上,剧中各类人物粉墨登场,带着各自的困境踏上西迁之旅,一路经历成长和觉醒,最终做出了有违初衷却契合家国大义的人生抉择。剧中,饲养员吴俊从为了两根金条上路,到为了救回小牛犊牺牲;学生袁天养从为了心爱的女孩子加入西迁队伍,到最终接过邢灿的嘱托带领动物大军抵达重庆……这些大历史中的普通人形象正是通过各自独特的行动展示出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历史是由人民推动的。荃草虽然渺小,却遍布寰宇,他们觉醒后也会奋不顾身,这也是剧本《西迁》希望带给读者和观众的一种思考和感悟。

如何把握好“情感的层次感”,也是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西迁》中,医生欧阳白宣称再也不替人类看病,却在西迁过程中悉心为王英郁诊疗;军官邢灿表面上称自己只对顾小姐一人负责,却在关键时刻引开日军,为动物大军争取脱险的时间……这些“心口不一”的瞬间,正是人性复杂性的体现。这需要创作者像剥洋葱那样,让人物的情感依托具体的行动支点,在不同情境下层层显露。

让“魂”有光——

在局限中写出无限的可能性

要写好普通人,创作者还要写出人物在自身局限中对尊严、善意或希望的坚守。写出人物身处泥泞,却仍向上生长的无限可能。

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日出》),招待客人时的游刃有余,与独处时对镜自语的疲惫形成了对比;这种“在妥协中坚守底线”的矛盾,写出了人物虽被生活磨去棱角,却在某个瞬间暴露出的骨子里的倔强。它启示我们,在创作中需要找到人物的“精神锚点”——支撑人们在困境中不崩塌的信念看起来越“小”,其背后折射出的力量就越大。

话剧《喜相逢》

原创作品中,创作者常困惑于如何让写作不显得刻意。在我看来,解决之道在于“让信念融入日常”。以2021年我创作的反映北京“回天地区”改造成果的话剧《喜相逢》为例。剧中,外乡人孙老师在天通苑生活数十年,退休后一心想要办一个书法班,丰富邻居的文化生活。他虽沉默寡言,但日拱一卒,去世前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和作品,就是想让书法班在天通苑落地生根;退休的社区主任关姨经受着丧子之痛,却为天通苑地区居民的用水问题不辞劳苦、整日奔波,最终让干净的自来水流入天通苑社区的千家万户。孙老师的愿望没有多大,可能应者寥寥;关姨也只是我们身边无数忙碌的普通社区工作者中的一员。但他们老有所为、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生态度与追求,是点亮生活的光,这光也照亮了我们的舞台。

如何看待并写好普通人的“不完美”,是创作中的另一大挑战。不少作品为了让人物“讨喜”,会刻意回避角色的性格缺点,结果让角色显得扁平。事实上,要想写好普通人的“魂”,并非不能写人物的不足,关键要写出他们在那些特殊时刻能展现出的意想不到的光芒。

塑造好普通人的形象,本质上要处理好“小”与“大”的关系。创作者要带着问题进入创作——人物的“小”里藏着怎样的“大”?日常琐碎里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性格缺点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性光辉等。同时也要在写作中不断调整策略:当人物行动不符合逻辑时,回到时代背景找根源;当情感表达显得空洞时,用具体动作替代抒情;当精神内核不够突出时,在日常细节中埋入信念的种子,等等。

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塑造好角色的关键都在于“贴着人物走”,不强行拔高、不刻意矮化,让人物在自己的逻辑里活起来。那些能在舞台上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最终都会成为观众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奋进与坚守、平凡与不凡。而创作者的使命,就是擦亮这面镜子,让每一个角色的微光都能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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