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活着》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为什么活着本身就是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5-08-28 14:58 浏览量：1
有那么一段长长的时间，我深陷于对《活着》叙述企图的迷茫迷雾之中 。长期以来，我已习惯用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剖析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既然余华在《活着》中构建了一个满是悲剧色彩的故事，却未在其中明确表达出批判意识，那么，这部作品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这一疑问，如同一团浓重的乌云，久久地笼罩在我的心头。
《活着》采用了独特的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一结构十分精巧。主体故事由福贵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他的讲述饱含着浓厚的情感力量，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流淌出来，带着血与泪的温度，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命运的坎坷与生活的沧桑。
而外部故事则由采风者 “我” 以第一人称叙述，采风者在乡间收集民间歌谣时，偶然与福贵相遇，福贵便向他娓娓道来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在阅读过程中，这种双重叙述视角带来的阅读体验十分直观：福贵的叙述如同一首低沉而悲怆的挽歌，充满了悲剧感，每一个情节都像是命运无情的重击，令人伤感不已，仿佛能看到他在苦难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采风者的叙述却有着明显的喜剧效果，他的轻松笔触和独特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福贵故事的悲剧氛围和伤感情绪，就像是在黑暗的夜空中洒下了几缕微弱却温暖的光。
然而，余华为何要精心制造这样一种充满双重情感冲突的阅读体验呢？这让我困惑不已。从福贵的角度来看，他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命运对他来说似乎格外残酷。但余华说福贵是乐观面对命运的，可作为读者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福贵是愚昧麻木的，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缺乏自觉的认识呢？为什么不能将福贵的性格与我们所熟知的劣根性联系起来呢？这显然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阅读惯性在作祟。在现实主义的阅读框架下，我们习惯于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解读作品，去挖掘人物背后的社会原因。但如果我们一味地认同这种阅读惯性，那么《活着》的价值或许真的会大打折扣，因为它所希望表达的意义，早已被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反复阐述过。
在反复研读《活着》之后，我渐渐有了新的感悟。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余华并不希望《活着》被简单地定义为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巧妙地运用采风者的叙述，就像是在读者与福贵的故事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又像是设置了一道屏障，目的是将读者从单一的福贵故事中解脱出来，从现实的沉重中超脱出来。他不想让读者仅仅沉浸于福贵那悲惨的经历中，无法自拔，而是希望读者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审视福贵的叙述态度。因为福贵的叙述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不难发现，在故事之外，福贵讲述自己故事时的态度，已然是一种超脱的态度，他没有声嘶力竭的抱怨，也没有自怨自艾的沉沦，只是平静地叙述着那些过往，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活着》中这种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无疑是余华叙事技巧的精妙体现 。从叙事结构上看，它就像是一座精心构建的建筑，采风者 “我” 的叙述为整个故事搭建了一个框架，而福贵的叙述则是填充其中的血肉，两者相互交织，使得故事层次丰富且立体。福贵的叙述充满了细节和情感，他对每一个亲人的离世、每一次生活的磨难的描述，都能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例如，他在讲述儿子有庆因献血而被抽干血致死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通过他质朴的语言传递出来，让读者仿佛能看到他当时的绝望和无助。而采风者 “我” 的叙述则像是在福贵的故事中穿梭的一条线索，将这些零散的回忆串联起来，同时也为故事增添了一份客观和冷静。
余华采用这种叙事方式，有着深刻的意图。他希望通过采风者的叙述，打破读者与福贵故事之间的直接联系，让读者从现实的沉浸中暂时抽离出来。这就像是在一场悲伤的演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旁白，提醒观众这只是一场表演，从而让观众能够以一种更加理性的视角去看待福贵的经历。这种超脱不是冷漠，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福贵的叙述态度背后所蕴含的人生哲学。福贵的叙述态度，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一种对命运的坦然接受。
《活着》其蕴含的力量远远超越了现实的维度 。它以福贵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画卷，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普通百姓如蝼蚁般渺小却又顽强地挣扎求生；更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力图抵达对人类命运的本质性理解，这才是它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
在福贵的世界里，苦难如影随形，仿佛是命运无情的诅咒。他经历了从富家子弟到一贫如洗的巨大落差，赌博让他失去了家业，父亲也因此含恨而死。随后，母亲的离世、儿子有庆因献血而被抽干致死、女儿凤霞难产而亡、妻子家珍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女婿二喜意外惨死、外孙苦根因吃豆子被活活撑死…… 这一连串的死亡，如同沉重的铁锤，一下又一下地砸在福贵的心上，也砸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上。这些悲剧的发生，并非偶然的个例，而是那个特定时代下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是历史变迁对个体生命的无情碾压。
《活着》所传达的对人类命运的理解，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适性 。它让我们明白，苦难是人类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和挑战。但正是在这些苦难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福贵的一生，就是人类命运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善良与坚韧。
《活着》犹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活着的意义这一深刻而又永恒的命题 。余华通过福贵的一生，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活着意味着要承受无尽的苦难，如果这些苦难并非源于社会的不公，也无法从彼岸获得救赎，那么，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活着？而小说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人应该活着，并且，要对这个自己生存其间的世界心存善意。
在余华看来，古典主义语境下的 “活着”，往往以神为最高目的，可以理解成为神而活，人们的行为和信仰都围绕着神展开，神的意志决定了一切；现实主义的活着，则以社会为最高目的，人们为了实现社会理想、改变社会现状而努力，活着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而现代主义的活着，以活着本身为最高目的，正如余华所说：《活着》“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福贵的一生，便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他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后，依然顽强地活着，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而抱怨。他的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这种纯粹的活着，展现了生命最本真的力量。
福贵的受难形象，在文学的长廊中独树一帜 。他既不同于古典主义中神的受难者，神的受难是为了普渡众生，有着崇高的使命和意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英雄的受难者，英雄受难是为了兼济天下，为了实现社会的改良和进步。福贵是一个高度自我化、个人化的受难者，他的受难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完成自我生命的历程。他的生命中充满了苦难，但他在苦难中展现出的忍受和承担的力量，却令人动容。他的每一次坚持，每一次对生活的热爱，都像是在黑暗中闪耀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他的忍受，并非是懦弱和麻木，而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坚守希望的勇气。
这种以忍受为姿势的活着，体现了一种包容的世界观 。它告诉我们，人生不仅要包容快乐和幸福，也要包容苦难。在生活中，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是生命的一种常态。现代主义文学毫不避讳地揭示了这一真相，让我们直面人生的苦难。而福贵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在苦难面前，人可以选择以包容和忍受的态度去面对，这种态度洗尽了神圣承诺的虚幻，回归到人的平凡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