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黄 霖 │ 第六讲：人欲与天理冲突中的悲喜剧 （下）

更新时间：2025-07-18 18:42  浏览量：1

——以金、瓶、梅与月、楼为中心

二、瓶儿与春梅：

还未觉醒中的悲剧

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

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

比如第12回，吴神仙给大家相面，其它人都比较积极，惟独“叫潘金莲过来，那潘金莲只顾嬉笑，不肯过来。月娘催之再三，方才出见。”

吴神仙相她“多淫”“短命”，她后来说：“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46回）

她根本不把命运当作一回事，我行我素，毫无顾忌。

与潘金莲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淫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

请看李瓶儿，她生来“好风月”，与潘金莲一样，是一个性欲亢进的女人。

不过，她与潘金莲不同。潘金莲尽管也嫌“三寸丁”“人物猥[犭衰] ”，“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但总体上凡是男人，人尽可夫；李瓶儿却有所选择，只有像西门庆这样的对手才能使她感到满足。

然而，命运安排她的是，先嫁给了“夫人怀甚嫉妒”的梁中书做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

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实际上被花太监的霸占着。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请看第17回她与西门庆的的一段对话就露了这个天机：

西门庆先和妇人云雨一回，然后乘着酒兴，坐于床上，……西门庆醉中戏问妇人：“当初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

妇人道：“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倘棍儿。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石可][石岑]杀奴罢了！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

这不是很清楚吗？花子虚一直在外边鬼混，李瓶儿“等闲也不和他沾身”，“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

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余”（第10回）。但是，花公公毕竟是个没有性能力的太监，其结果只能给瓶儿的的性苦闷火上加油。

这正如第32回李桂姐被薛公公“掐拧的魂也没了”后所谈的感受一样：“吃他奈何的人慌。”

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性饥渴和性苦恼中的李瓶儿，一旦遇上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自然会感到心欢意畅，真如得到了灵丹妙药，故她一再对西门庆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

她满心希望西门庆这帖“药”永远能除却她的心病，“真心要娶我”，以后能“并头相守”，百年偕老。

谁知她遇到的是一个薄倖的西门庆。西门庆一去后“朝思暮盼，音信全无”。

在人生痛苦的旅途中刚得到的满足和希望一旦失落，其痛苦倍加万分！正是在其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之下，她病了。小说写道：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

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倦，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

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魂已失。……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这种病，中医称之为“鬼交之病”。

《医心方》书影

《医心方》卷二十八《断鬼交》引《玉房秘诀》云：“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

在西方笃信鬼怪的中古时代，也常常把这类性梦“归咎到鬼怪身上，认为是鬼怪的诱惑或剌激的结果”，于是有种种淫魔的名称，例如专与女子交接的淫魔（Incubus），或专与男子交接的淫妖（Succubus）（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第三章中的《性爱的睡梦》）。

其实，据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折，归根到底，“鬼交之病”还是由于性压抑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引起的。

《玉房秘诀》说：“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

西方宗教改革的祖师马丁路德也认为此病“对症发药的方子就是婚姻”。（潘光旦译《性心理学》同上）

这时李瓶儿遇到了“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17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

然而蒋竹山性能低下，“腰里无力”，是个“腊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远不能满足李瓶儿的性欲。

重新陷入性苦闷之中的李瓶儿不得不企求再度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但西门庆回报她的是娶过门后故意“一连三夜不进他（她）房来”。

这对于罄其所有，一心追求性和谐的李瓶儿说来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正是在一种对于性的绝望之中，她对人生也绝望了。

于是她“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了。因此，她的自缢就是人性被压抑、被摧残的直接结果。

后来，她尽管“情感西门庆”，两人重归于好，但生活在那样一个妻妾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特别是面对着一个“霸拦汉子”的潘金莲，自己在生理上又被西门庆蹂躏后得了“血崩症”，远不能适应心理上的需要，

于是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笫间“暴风骤雨”的“淫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到潘金莲房里去，那帖“医奴的药”实际上并未能医她的心病。

第61回写她又一次硬把西门庆推到潘金莲那边睡去后，忍不时伤心地哭了：

这瓶儿起来，坐在床上，迎春伺候她吃药。拿起那药来，止不住朴籁籁从香腮边滚下泪来，长吁了一口气，方才吃那盏药。

正是心中无限伤心事，付与黄鹂叫几声。

这“无限伤心事”中最重要的无非是伤子之痛和性的压抑。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因此可以说，李瓶儿的一生，是性的苦闷的一生。她的病，她的死，莫不与人性被长期的压抑和摧残紧密相联。

古人说：“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神仙传•彭祖》）。

李瓶儿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成功的“性压抑”的形象之一。

在她的性压抑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系列的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值得重视。

与李瓶儿一样，潘金莲雪夜弄琵琶，感叹“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心里乱焦，误了我青春年少”；

吴月娘与西门庆合气，发牢骚说：“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屋里”；

孟玉楼含酸，冲着西门庆说：“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爱的去了”，“把俺每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揣了（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里”；

孙雪娥悲叹自己是“没时运的人儿”，被西门庆“拘了他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他见人”；

乃至二十二岁的小厮平安儿也埋怨“大娘许了替小的娶媳妇儿”而没有兑现……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性压抑。

《金瓶梅》是一部着重表现“情色”的书，当然在暴露人性压抑时，着力于刻画性压抑，但不等于它不顾及人性的其他方面，诸如人的食欲、财欲、思欲，乃至求生、爱美、自主等方面的欲望及其被压抑，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反映。

这部书就是在描写一部分人极情纵欲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人性倍受压抑，并在总体上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压抑人性的世界中，小说通过李瓶儿的三桩亲事（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同时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被压抑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17回）。

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19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

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

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

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

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

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

戴敦邦绘 · 花子虚

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

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

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

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

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

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

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

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59回写道：

当下了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

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召唤今我告你去也！”

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

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

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

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

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19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

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

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

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

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62回）

“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

深深的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62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

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至于庞春梅，同样是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

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在潘金莲的安排下，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第10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 “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82回）。

第八十五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两个正干的好”而被吴月娘捉住后，闷闷不乐，她就劝潘金莲说：

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

这就是她的人生目标。

崇祯本于此有眉批云：“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

张竹坡有夹批云：“是春梅结果。”这都点明了春梅贪欲的本性。

当时，她“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张竹坡在此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她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满足。

后来在守备府里，也就是因为丈夫“逐日理会军情，干朝廷国事，焦心劳思”，“至于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使她“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终于与周义“淫欲过度”，“死在周义身上”（第100回）。

她完全是因欲而淫，以淫为的，最后“以淫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淫妇”。

人作为主体，其相对的客体本来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社会。

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既要不受制于自然，又要不受制于社会。

假如说，李瓶儿的意识还不能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将个人消溶在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庞春梅的“淫”恐怕连对于自然也未能驾驭。她只是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殉葬品。

儒家所强调的：“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班固《汉书》），就表现了人类在对待情欲问题上能超乎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

可惜庞春梅的淫欲在多数情况下是连一点点情与爱的波澜也没有，纯粹是本能的冲动，最后就被这种自然的本能吞噬了一个年青女性的个体生命。

或许有人会说，李瓶儿与庞春梅有自己处置个人身体的权利，她们的偷情也是对一种自身价值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的偷情乃至滥交，也是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

的确，时下有一种比较“前卫”的观点：

“一个女性有没有权利同‘多名男子’发生两性关系？这是一个女性的基本权利。

女性自愿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惩罚。”（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但瓶儿、春梅这种争取“人权”的自由，完全是出于肉欲的满足与生理的发泄，没有爱情的基础，缺乏理性的自觉，所以她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沾不上边。

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她们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将她们推上人生的悲剧舞台。

当她们很快地花消玉殒之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

戴敦邦绘 · 庞春梅

三、吴月娘等两类：不是悲剧的悲剧

《金瓶梅》中的女性，还有两类是悲剧性的：一类是“淫妇”，另一类则是“贞妇”。

“淫妇”中的金、瓶、梅们一个一个走向了绝路，但世上偷情的并非只有一条死路。

这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头所说的；“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个个死于非命？”

她们没有死于非命，倒不是因为所谓前缘所定，从《金瓶梅》来看，有三类“淫妇”没有断送了性命：

一如王六儿，她干脆蔑礼无法，公开与丈夫合谋“借色生财”，倒也活得很实惠，又很轻松；

二如林太太，偷偷摸摸地躲在礼法的背后，“好不干的细密”，仍然不失为尊贵的夫人；

三如如意儿、贲四嫂等的淫，尽管也有违于礼法，但顺从于权势。

中国的礼法从来是敌不过权势的，在权势的法码面前，所谓礼法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

总之，她们与封建礼法擦肩而过，或者说封建礼法对她们也无可奈何，但她们的确是“淫妇”，而且是没有灵魂的淫妇，根本没有主体意识可言。

“贞妇”类中的代表是吴月娘。

她与偷情不沾边，但更是毫无主体意识可言。西门庆临死前，她曾发下了如下的誓言：

“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

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79回）

应该说，她是《金瓶梅》中唯一的一个从一而终、克守妇道的女性。

她压抑了个人的情与欲，一切都以顺从丈夫、遵循礼教为立身的准则，让封建的妇道完全吞噬了活泼泼的自我。

《金瓶梅》连环画

四、孟玉楼：走出悲剧的必然与偶然

在《金瓶梅》中，惟有孟玉楼一人，不但不是淫妇，而且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

不做寡妇 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

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

自择对象 她坚持自己选择对像。

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

态度平等 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

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

头脑清醒 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

光明正大 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

处之坦然 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7回）。

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

抓住机会 机会终于来到。

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

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材、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

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

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

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91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在选择对像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胡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

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

“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

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

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也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

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

结局幸福 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91回）。

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孟玉楼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

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长篇通俗小说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

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

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拚，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

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

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金瓶梅》插图 · 孟玉楼

总之，统观《金瓶梅》全书，作者描写了人性的压抑、觉醒和扭曲。

它一方面针对封建社会对于人性的扼杀而肯定人欲，另一方面又针对人欲的膨胀而强调理性，尽管他所理解的理性中摆脱不了封建的教条，甚至小说中充斥在“理欲之辨”，

然就在这里也包含着对自然规律和人类公德的关注，他所肯定的人欲有时也模糊不清，但其试图将兽性与理性统一的指向还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时统一得不那么完善而只承认其一面而否认其另一方面，或者干脆指责它的矛盾而加以全盘否定。

《金瓶梅》实在是一部试图在兽性和理性中把握住人性的一部作品。

它正像明代末年黄宗羲、刘宗周、陈确、王夫之等理论家在李贽的理欲观基础上，既肯定欲、利“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而又反对私欲不受限制，主张“有过不及之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一样（陈确《瞽言四·无欲作圣人辨》），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关于人性论的一种探讨，只不过它是以文学的样式表现而已。

作者作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生龙活跳，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晚明社会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情欲本像饮食一样，原是人性中的自然存在，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

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

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

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

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

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

当然，这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或许是文学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同时将是思想家们永远要争论的一个难题。

（本讲终）

《金瓶梅讲演录》 黄 霖 著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讲演录》（黄 霖 著），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